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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發起日

2015-10-28

我國應開放同性婚姻

我國應開放同性婚姻

基於自由平等原則,必須開放同性婚姻

伴侶盟的執行長許秀雯律師,前不久說了一個真實故事

故事中的主角,與小自己十多歲的同性伴侶共同生活十多年。由於相遇之初對方生活困頓,與原生家庭關係淡漠,他擔憂自己若先離世,對方生活將無保障,於是將貸款多年買下的房子過戶給對方;也將平日的共同開支、收入存款,都以伴侶帳戶處理。

不幸的是,他的伴侶意外死亡、死因不明。由於他不是對方的合法配偶,不能以家屬身分對驗屍與死亡調查提任何主張,甚至還遭到伴侶的原生家庭控告「財產侵佔」。

大眾媒體中的同志,似乎都是光鮮亮麗、才華洋溢的文青;但真實生活中的同志,也有柴米油鹽,也會經歷生老病死。然而因為欠缺婚姻制度的保障,他們面對各種不便與不平。例如:

每年報稅時,他們無法將伴侶填進稅單。家長會或要去接伴侶的孩子時,只能是鄰居的阿姨、叔叔或「好朋友」。當伴侶因職災倒下,自己因不具法定身份,無法代為控告失職的資方、要求賠償。有時因為無法作為緊急連絡人,連意外把人帶走了,都不見得能被通知。甚至到了告別式,不管在一起多少年、感情多深厚,或者跟你我一樣也吵吵鬧鬧、為了家務彼此爭執,他們都不可能是彼此的「未亡人」。

前年(民國 102 年)年底,《婚姻平權草案》在立院一讀通過。草案將婚姻相關規定涉及性別的指涉詞,一律改為中性;例如將民法972條「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便改為「婚約應由不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之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草案並將「夫妻」改為「配偶」,「父母」改為「雙親」。由於草案的法律效果上,等同於開放同性別(註1)的人可以結婚;因此引起國內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論。

今年六月底美國最高法院針對 Obergefell v. Hodges(2015)一案,判決各州政府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均須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再次於國內引發討論。本文將從同性婚姻「是否基本權利」的爭議出發,切入民主憲政體制中「憲法」的角色,並從中帶出對正義、自由與平等概念的討論,論證我國應令同性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是基本權利嗎?

台灣,訴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們,通常主張國家有「義務」讓同性別的人可以彼此結婚;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滿足該義務,該國將對任何受到影響的人民有所虧欠。

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多基於婚姻乃受到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的觀點,認定國家有此義務。例如前面提到的婚姻平權草案中的總說明,便有「人民之婚姻自由乃至更廣義之家庭權均屬憲法上應受保障之基本權利」(p.1)等語;美國最高法院在 Obergefell v. Hodges 案的判決中也提到,「將婚姻限制在異性間 …… 與婚姻作為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的核心意義不一致」(p.4);此外,我國司法院釋字第362號釋字第552號也都同意,婚姻自由為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既然婚姻是基本權利,除非有充分的正當理由,國家當然應該保障每一個人民行使該權利之自由。

反對者不滿意這個說法,認為婚姻自由雖受到憲法保障,但它與身體自由、思想自由這類權利不同。後者保障的是人自然就有的能力,例如說話、思考、行動等;但前者保障的內容,卻需要先存在某個制度或習俗──如果人類社會沒有婚姻制度或習俗,當然不可能會有婚姻的自由。

因此,如果要確定婚姻的自由究竟保障什麼,得看婚姻制度習俗究竟是什麼樣子。如果習俗上的婚姻就發生在一男一女之間,則婚姻自由就是保障每個人進入「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之自由,那麼不開放同性婚姻,也不會令某些人的自由比另一些人更少。

Obergefell v. Hodges 案中,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撰寫的不同意見書中便表達相似觀點。他強調:「婚姻作為基本權利,不包括強制州政府改變其婚姻定義之權利……,我們的憲法沒有接受任一特定之婚姻理論。各州人民可自由決定將婚姻定義擴張至包括同性伴侶,或維持歷史定義。」(註2)(p.2)

國內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見中,也有類似主張。例如在台灣守護家庭網站上,一篇反駁同性婚姻合法化理由的文章便強調,我國憲法對民法中一夫一妻婚制規範的認同。該文引用釋字第554號「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 按婚姻係一夫一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發展之生活共同體」,說明我國憲法對婚姻自由權之保障,仍以民法規範允許的範圍為準,不能任意擴張解釋。

這類說法大致可以歸納如下:憲法須保障每個人的婚姻自由,但婚姻自由是什麼,則應決定於婚姻的定義、習俗。由於後者屬立法權責,不應由憲法強制規範。既然這個說法涉及到「憲法」功能,我們接著從我國憲法的角色,來檢視這個說法的合理性。

民主中的壓迫:用憲政保障正義

我國政體,屬於以自由主義為本的憲政民主體制。自由主義的精神,表現在憲法總綱之後,即在第二章明定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民主程序,則廣泛用於涵蓋選舉、立法、修法等重要政治決策中。不過憲政民主體制中,存在一種重要的內在衝突:民主仍可能造成對特定人民的壓迫,因此需要憲法來「限制」民主的運作,以保障正義。

民主制度值得採納,是因為能避免人民片面受到統治者壓迫。透過民主機制,人民可以自己決定要接受什麼規範,而達到人民自主。這個精神看似美好,但卻不能忽略「人民」其實是對非常多「個人」的統稱,而非意志統一的個體。因此在透過民主制度決定公共事務時,難免會有少數不同意見被犧牲、受壓迫。

既然民主的初衷,是要避免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倘若民主本身仍不能排除多數壓迫部分人民,我們便需要另外的機制,限制民主的適用範圍;這個機制就是「憲政」。但憲法如何產生?如果制憲程序不民主,它是否會造成憲法壓迫人民的困境?如果制憲程序符合民主,是否又可能存在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問題?這個衝突仍無完美解答,但在實務上,一般都是透過對制憲與修憲,制定嚴格程序,以期凝聚更充分的共識,以確保憲法對民主的規範能確實符合「正義」。

此處「正義」的具體內容,就是保障每個人的政治參與都是「自由」且「平等」。之所以要自由,是為了確保每個人的政治意見,都是出於自己意志;之所以要平等,則是為了避免某些人的政治立場被壓迫。

消極與積極自由

但何謂自由?Isaiah Berlin 於 1957 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說(註3)中,區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個不同概念。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他人干擾的自由;而積極自由,則是指人追求並實現價值的自由。多數人談到自由,想到的應是消極自由──不受妨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僅僅保障消極自由其實不足。

Berlin 以醫療為例闡明這種不足。面對一個傷口,無論是以醫治讓它痊癒,或切除患部,都可令傷口消失;同理,不具消極自由的人,只要能去除那些無法實現的欲望,也能滿足消極自由。由此推衍,政府只要嚴格管制思想,使國內只有一種意見,便在消極意義上滿足了對思想自由的保障!但我們不會同意,該國人民的政治意見真的出於自主;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的選擇。

Berlin 認為,除了保障消極自由之外,國家也必須保障人民的積極自由;這包括提供足夠多的選項供人選擇,以及確保人民都有足夠的基本資源。特別重要的是,由國家確保的選項與資源,不能對人民有所偏袒;否則那些擁有更多資源與選擇的人,很容易壓迫其他人。

例如,在美國還有種族隔離的年代,黑人和白人必須讀不同的大學,但州立大學中只有白人學校有法律系。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在Missouri ex rel. Gaines v. Canada(1938)一案中,判決州政府必須在州內提供黑人法律教育。這就是國家不僅要確保存在夠多的選項,也要確保每個人都能接觸到這些選項的例子。如需保有任何不平等,必須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因此我國憲法第 23 條方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其中所謂不得以法律限制的自由權利,自然也包括憲法第 7 條保障的平等權。

婚姻近用與平等原則

由前面的討論可知,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國家,必須透過憲法規範民主的運作,使其滿足自由與平等兩原則。因此經由民主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本身,也必須受到平等與自由二原則的嚴格規範。只要法律對人民的規範有任何差別待遇,都必須有正當理由。

婚姻權,是由法律所建構的權利,讓人民可以此制度,改變自己與另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並受到國家的承認與保障。因此無論這個自由權的設計,是否來自習俗與傳統,都須滿足憲法對法律的要求:平等對待所有人。

因此,即使在法律上允許「同性結婚」,將改變習俗和傳統對婚姻的定義,只要我們沒有獨立且正當的否決理由,法律就有義務允許同性婚姻。

註釋:

註1:草案中雖然有「性別認同」等字樣,但實際上在認定時依然受限於性別登記的相關規定,因此不見得真能以自己認同之性別進入婚姻關係。

註2:"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 does not include a right to make a State change its definition of marriage... our Constitution does not enact any one theory of marriage. The people of a State are free to expand marriage to include same-sex couples, or to retain the historic definition."

註3:1957 年被改寫為論文 "Two Concepts of Liberty",1969 年收錄於 Four Essays on Liberty 一書中。是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著作。

參考文獻:

1. Berlin, I.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S.(2015)

3. Missouri ex rel. Gaines v. Canada, 305 U.S. 337 (1938)

4. 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1994)。司法院公報,36(11),頁 3-9。

5. 釋字第五五二號解釋(2002)。司法院公報,45(1),頁 8-49。

6. 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2002)。司法院公報,45(2),頁 62-69。

全文展開

回歸務實政策,開放同婚需證明利大於弊

綜觀多數現代國家的婚姻制度,雖受不同歷史文化、宗教倫理、傳統觀念或民族性影響,在具體法令規範上或有出入,但均具備了「具有強烈政策性目的」與「促進公共利益極大化」的使命。實際政策制定時,不僅要考量人權或公平正義這類的抽象價值,還須考慮婚姻作為一種「可實踐的制度」,在行政的便利性、各種極端情境的適用,與國家發展目標等。

誠然,保障同性戀者的人身安全、免於歧視或恐懼等基本人權,是文明國家應努力的方向;但保有「一男一女以生養下一代為目標而結合」的婚姻制度,延續以「血緣家庭」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才最能符合國家體制追求高度穩定的需求,並維持社會主流對政策法令的認同。

有鑒於同性戀婚姻涉及大量法規制度的修改,牴觸多數民眾對婚姻的認知,更和部份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衝突,因此,正方必須積極證明同婚能具體增進公共利益,值得付出龐大社會成本,否則並無變動現況的必要。

政策脈絡中的婚姻內涵

前陣子網路上瘋傳一篇文章,描述某位德國小朋友詢問為何冥王星不被歸類為行星的故事。討論同婚之前,反方希望以這個小故事,邀讀者一起思考,現況的婚姻是如何被「定義」。

當小朋友為冥王星「打抱不平」,感覺它受到「歧視」,所以「被排擠」於行星之外時,顯然這個孩子並不瞭解,行星的定義(或歸類)是為了方便人們認識跟辨別,比較不同的星體,而全無主觀情感理由在內。

就如同婚姻作為一套社會體制,國家針對了夫妻、監護、扶養、親屬、繼承、戶籍(家庭)等關係,以血緣為中心設計了繁複的法令規章;顯而易見的,是為了維持社會最小組成團體/單位(基因族譜)的可辨性與穩定性,同時便於行政管理。其更希望藉由明確化下一代的生育扶養責任,讓社會得以堅實的永續發展。

相戀或同居,是個人自由、隱私及主觀選擇的範疇;但婚姻則是公權力予以介入、國家負擔成本採取規範及保障的積極作為。因此,結婚條件的認定重點,在於這段關係對國家社會是否有正面價值,而非只求形式上的平等。婚姻該是什麼樣態,不僅考量個人需求、情感或自由意志判斷,更要考慮國家政策目標。

在針對通姦是否違憲的釋字第 554 號文中,我國大法官已明文強調「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該釋文突顯,維護婚姻與家庭制度的倫理價值及政策目的,重要性足以限縮人身自由、限制性自主權。

國家等於已曾明確表態;結婚或許是個人權利、但不是能無限上綱的自由選擇。進一步說,憲法中的平等概念,業已彰顯在法律「並未禁止」同性相戀、發生性關係或共同居住生活。但法律沒有義務允許同性婚姻;除非同性婚姻能創造出現實上,有利國家發展或行政管理的價值。

進入與維繫婚姻的法定條件,以及對血源家庭的優先保障,都是基於整體社會發展需求所定。就如同將冥王星定義為行星,只會造成對其他遠距、小質量的星體難以歸類的困境;科學家自然須有取捨。同性伴侶互許終身但不受法律保障的痛苦,同樣可能發生在未達法定年齡或婚外情的兩造,甚或是近親間。然若擴大婚姻定義,其效應既深且遠,國家仍須依政策目的斟酌。

自由意志論的侷限

假設政府以個人情感和自由意志選擇,作為婚姻的唯一或優先構成要件,只會極端地擴大婚姻定義的適用範圍。那麼一對一血親姻親的對象限制是否無謂?甚或跨物種亦不該是阻礙?支持同婚的論理邏輯,能夠被同樣的套用在群婚戀獸戀童等關係。倘若開放同婚,國家又該如何定義婚姻?如果什麼關係都可以是婚姻,這樣的婚姻還是婚姻嗎?

反之,現況離婚需要兩願協議,否則就要由法院判決而非一方自行決斷可成;而不能人道在現況下可以訴請判決離婚,但單方面的純粹厭倦卻不行。這些都是政府在違反個人主觀意願下,積極維持或介入婚姻關係的法令設計;其理由,同樣是避免削弱血源家庭的穩固基礎,影響下一代生養的質量。

簡言之,這就是站在增進公共利益、減少社會管理成本立場所作的體制規範。

若將婚姻歸類為基本人權,只要真心相愛、不礙他人就能結婚,那又如何解釋(或是要直接廢除?)前述所提,國家對個人婚姻關係的干涉呢?合則聚不合則離,毫無公權力介入的婚姻難道真的是大眾想要的,心中能認同的婚姻關係嗎?

反方可以逐項說明,目前民法各相關條文的立法理由,但此非本場論辯焦點。重點是,由國家背書的婚姻制度,不能避免地會反映某種價值判斷跟社會認同。婚姻家庭這類跟生命經驗緊密連結的群己關係,同樣必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期待。事實上,「接納同婚」即會帶來家庭的重定義,可能激化並升高不同價值選擇的族群,彼此爭鋒相對的局勢。

保守者的情緒傷害

討論社會關係不同於定義行星,不易用具體數字或儀器,對不同情境中的人類行為建立明確標準。例如,一個人的行為多冷淡漠視才叫「遺棄」?多煽惑引誘才叫「妨害婚姻及家庭」?對這類社會關係的定義,只能用「多數人的主觀,形成的相對客觀」來判斷。

對廣大的道德保守者與宗教虔信者而言,無論選擇反同婚的理由為何,其初衷與本心其實與同性戀情一樣單純而堅貞。開放同婚,顯然將對國內部分人民造成情感傷害。沒有人能夠評估這種衝擊,是否會多過於現況對同性戀者的情感傷害。

依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在2013年4月所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報告,台灣非異性戀者比例約6%(p.309)。正方認為,現行法律排除了這6%的同性伴侶,適用國家承認與保障的權利,不符憲法揭明的平等原則。然若以此立論,民法983條禁婚親的相關規定,排除了近親(甚至是建立在收養的擬制血親)通婚,是否也是一種「不平等」?其更忽略了,開放同婚將解裂現有推定主流價值對婚姻關係的想像期待,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對立。正方要如何積極證明,將這6%族群納入婚姻制度,會產生具體公共利益?

除了客觀人數比例,反對聲量的強弱,亦為政策評估重要的一環。某些行為,即使對他人沒有實質傷害、沒有風險威脅,光是讓人感到強烈「恐懼、尷尬、痛苦、焦慮、憤怒、突兀、噁心」,同樣是社會成本。正因如此,我們有妨害風化罪、禁止金錢性交易等相關法令。開放同婚般民眾的心理衝擊,雖然看不到,卻不能說它不存在。

我們必須理解,對部分衛道人士與宗教信眾來說,當見到他人不符其心中對「道德」或「良善」的標準時,他們本身的「不作為」,就是對自身的嚴厲傷害。道德越堅定、信仰越虔誠、情感越濃烈者,在面對自身信念與價值觀被「破壞」時,自我譴責與被激發的對抗意識也更強!換言之,他們不接受同性戀,可以假裝它不存在,暗自期待某一天會消失。但是開放同性婚姻,卻逼迫這群人必須直視同性戀的巨大存在,這直接突顯了他們的無能為力。

而無論這個族群抗拒同性戀的理由有多荒謬,這樣真實存在的情感傷害,若轉化為具體行動如示威遊行、文宣廣告等,並不利於社會對同志的接納,反而更可能造成社會嚴重裂痕。這些裂痕不是挺同者推給歧視跟偏見,覺得毋需理睬就能簡單面對的。全球開放同婚的國家或地區也不到三十個,或許我們都需要更長時間,來尋找同婚是否合宜的正確答案。

同性戀社會觀感的矛盾

那台灣社會又如何看待同性戀?依前引中研院報告,受訪者中,認為同性戀者向父母坦白,會造成父母痛苦的高達七成;認為同性戀者私生活都很亂的約三成(見p.307);可以接受同性戀者在街上接吻的則低於三成(可接受男女在街上接吻的則超過五成)。然而同一份調查也顯示,認為同性戀者應享有結婚權利的為52.5%(p.308)。

從這些資料觀察,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乃至於同性婚姻所作出的價值判斷,顯得混亂又矛盾,不易斷言其接受度。某些人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而多數人則對同性親密互動感到不自在,覺得違反自然。許多人認為,年紀較長或已成家的人,無法接受子女為同性戀。但約有半數的人仍支持開放同婚。

綜合來說,我們很難僅從最後一題,推斷民間對同婚已有高度共識。畢竟在同運長期推動而觀念開放的台灣,支持同婚彷彿已成為「開明進步」的文明象徵。所伴隨而來的沉默螺旋或寒蟬效應,可能導致部分民眾傾向表態「政治正確」的回答。因此正反雙方,恐怕都無法訴諸多數民意作為支持論點。

同性伴侶領養子女的兩難

既然明確化下一代的生育扶養責任,是政府賦予婚姻與家庭的核心目標,否決同婚另一項獨立且正當的理由,是在「領養子女」問題的兩難。若政府開放同婚但禁止領養,無論原因為何,不但不符公平原則,更根本否決了婚姻及家庭的核心價值。倘若開放領養,造成的子女教養爭議同樣令人憂心。

例如美國茶黨聯合創辦人Doug Mainwaring就曾公開表態,他作為一個同性戀者,卻強烈反對同婚,並主張家中父母兩個性別角色,無法彼此取代的。另外,有若干研究顯示,同婚對子女的負面影響還包含學業表現不佳、性別傾向受影響、遭受不當性接觸等多項問題。就連由同性伴侶所扶養成人的已成年孩子,也以個人經驗向美國高等法院表達同婚違反了兒童的權利:「法庭必須考慮到,給予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即意味著把其他人的孩子給他們,奪取這些孩子擁有父親和母親的權利。」

此種見解如同本文前述,同婚將危及以血緣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基礎。當同婚的法定子女必然為領養,被領養者必然脫離原生的血源家庭,這些孩童等於失去了自我決定回歸,或由政府介入課以親生父母責任的機會。

最後回到台灣,中研院社會調查關於同性伴侶的子女教養問題,受訪民眾認為他們能和一般夫妻一樣,把孩子教養好的比例不到四成(見p.275),甚至低於單親家庭的五成。

立場釐清,與對本場辯論的期待

最後,作為反方也須指出。近年來支持同婚的聲浪日漸興盛,很多時候,是因為某些反同婚論述實在太過跳躍莫名。例如性病氾濫,明明是性知識的問題,怎麼會是性對象(或性姿勢)的問題?又或同性伴侶較不忠誠的調查,明明就有太多一眼可見的文化因素與研究限制,如何能成為用來反同婚的理由?我方認為,這類說詞無助於正反方對婚姻價值的共同探索。

至於與宗教教義相關的論據,持平的說,其對非教友而言並無意義,亦無法以理性邏輯檢驗;就像為何不可吃豬肉,或為何有因果業報一般,不信者恆不信。此外,沒有人能知悉(或自稱代表)真神的意旨;或許神祉們希望和不智的盲信者斷開的鎖鍊,比對同性戀更甚。因此宗教論點本身,也不會是本場反方選擇的理由。

我方反對同婚的理由,是基於務實的政策邏輯;其不僅有別於正方從抽象觀念的切入,也有別於前兩段的反同論述。本文陸續指出,驟然開放同婚將牴觸社會主流觀念,存在傷害保守群體、激化社會衝突的風險,也會衍生子女領養權是否應一併開放的兩難。因此從公共利益與國家永續發展著眼,我們仍無法確信,開放同婚利大於弊。

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大眾媒體和同運活動中,看見各種團體倡議如「多元成家、開放禁藥、支持亂倫或鼓吹性娛虐與多元情慾」等訴求。這些觀點,夾雜在支持同婚的論述中,也難免讓原來就不易釐清的價值衝突,變得更混亂難解。

我們也期待正方後續能針對相關議題表態,以展現其邏輯內涵的完整性。

全文展開

保守觀感與行政邏輯,不應凌駕基本權利

前一輪辯論中,正方從法律與政治哲學切入,主張基於憲政民主中的自由與平等原則,同性婚姻應視為「基本權利」範疇,法律有義務保障。反方則強調「由國家背書的婚姻制度,不能避免地會反映某種價值判斷跟社會認同」,並訴諸於開放同婚對保守者的傷害。因此在本輪申論中,我方將闡述:為何基本權利不能以多數人的社會價值、共識、道德等因素加以限制?當多數人的偏好與少數人的權利發生衝突時,該如何取捨?國家又應該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首先,我們先將視角拉回近代「權利」形成的歷史脈絡,來談談同性婚權為什麼應該成為這個世代的人權指標,必須被政治制度納入、保護、協助實踐。

近代權利的發展脈絡

曾經,對民主的信念總伴隨著「天賦人權」的印象,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天」往往只是各方在爭取權利時的話術。事實上,沒有什麼權利是不證自明的,總要經過漫長的奮鬥、教育啟蒙、權力拔河,方能確立。

這個規律,在少數族群和被壓迫者的權利進程上特別顯著。從殖民地受迫害的原住民、美國的黑奴、傳統父權體系中被視為「無才便是德」的女性、到資本主義體系中被剝削的勞動者,乃至現代社會人口販運下的奴工──他們的權利,往往是從人類的不義經驗,甚至是極大惡行中,才慢慢被意識與接納。在各種權利概念被提出前,對應的惡行與壓迫,往往欠缺適合的語彙去指認。受害人或因居於少數,或因種種「傳統」,被理所當然的認為應該承受那些不平。

當今社會的性少數,也面對類似處境。

由於加害者是社會多數,或掌有較多利益的族群。要說服他們認錯、期待他們自願放棄某些利益,著實不太容易。若無重大社會事件的衝擊,人們往往不願理性反思過去錯誤,難以用同理心體會他者的處境。

因此,在說服社會某項惡行必須被停止之前,某些尚未實踐的權利,等於是「不存在的」。正因這些歷史教訓,近代各國在編撰、增修或詮釋憲法的過程中,都將權利置於利益 (interests)與偏好 (preferences)之上。

「共同的善」不可得

在歷史上每一波權利運動中,保守的反對者經常訴諸於道德倫理、社會共識、善良風俗等理由。然而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任何價值領域都不具備至高無上的唯一真理,能讓所有人都同意、都願意遵從。即使是「道德」,在不同的人類社群間,也會因種族、宗教信仰、國家概念、政治和經濟上的左右光譜,而在若干問題的態度上有所差異。

例如,究竟該追隨宗教信念,還是以理性科學為基礎?該以環境優先,還是經濟成長率為先?政府該提供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還是交給私人慈善與企業?在這個問題跟你有相同答案的人,在下個問題中又可能成了對立者。

這麼紛雜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別說什麼才叫「最好」,連什麼一定是「良好」的共識,恐怕都很難獲得。因此,以為權利應該要建築於某種「共同的善」、或想讓法律為自己相信的道德服務,既忽視了人與群體的多樣性、抹滅價值多元,更冒著獨斷、壓迫他者、複製人類惡行的風險。當人類執著於追求某種版本的善,很容易適得其反,陷入極大的惡的深淵中。過去有多少大屠殺、種族滅絕、私刑、宗教戰爭、獵巫、蓄奴、帝制集權、政治迫害的行為,皆本於此。

這些不義的歷史,反映出人類對什麼是「最好」並無共識;但從中,還是能負面表列地歸納出一些應避免的行為,因此我們發展出了「權利、自由、平等」等概念,拉出某些紅線,並隨時代調整。事實上,「共同的惡」遠比「共同的善」更具體,是我們可以辨認、也肯定不想重蹈覆徹的經驗。

為了人類社會能走向一個「相對進步」的未來,以不義作為權利論證的基礎,遠比永不會有共識的「完美社會理型」來得實際。尤其,長久被壓抑、不公平對待的少數,終究會反噬,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孕育出暴力犯罪和恐佈主義。為了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求取社會在和平穩定中長遠發展,該做的,其實是平等對待群體裡的少數弱勢。

效益邏輯不應凌駕權利

曾經,自由戀愛嫁娶是不符社會價值、不道德、觸怒社會多數的行為,如今卻是婚姻最「正常」的樣態。「權利」 一詞看似帶有某種恆常性,但其實權利是人類從歷史的錯誤經驗中,不斷發現或重構的概念;其內涵也必然隨著社會變遷、新的問題與需求產生,而必須重新評價。換言之,當人類無法透過單一共同信仰,或某種不證自明的來源,作為權利的共同基礎時,權利就只能從歷史教訓和經驗中去發現。

同性婚姻權,作為這個時代平等權的重要象徵,與上世紀的婦女參政權、黑人民權運動,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後兩者也曾被社會多數以同一套理由,視為違反道德、違反公共利益、甚至是違反天道的背逆行為。

「一男一女」的家庭型態,並不因同性婚權而受到損害;一群人的宗教自由,當然也不是阻礙他者擁有家庭權利的理由,兩者並不相悖。即使不同群體的權利真發生衝突,這種衝突也必須在民主程序中,透過互相說服、制衡來化解;而不能逕自以比人頭式的方式,縱容多數去凌駕、剝奪少數之權利。民主政治雖有「少數服從多數」之說,但不能違背平等原則,一旦涉及少數基本權利,並不能以多數為名去侵害。

權利概念最初始的目的,是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並使國家不得將「多數人的偏好」或「效益邏輯」置於任何建立在「平等、自由」原則的權利之上。從而,國家更無權以「管理成本」為名,限制少數權利;否則從反方基於「管理成本」反對同性婚權的理路出發,也可能出現有人要求限制言論自由、提高參選門檻,或以「防礙交通與商業行為」為名禁止集會遊行。

如果國家堅持婚姻不僅是私人關係,而需透過政府法規制度來介入(不管是為了方便管理或是去肯定其價值),那國家就有必要主動證明,某些人的權利並未被相關制度剝奪。當異性戀者可享有婚姻權,而非異性戀者卻被排除,國家就有責任論證這種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則國家有必要自我修正。

數字意義的再釐清

我方不贊成涉及人權之事,訴諸於民意決定,但既然反方提出某些數據佐證其立場,我們也不迴避檢視這些數據的意義。

例如,反方認為子女出櫃所造成的家庭痛苦,與支持同性婚的數據是矛盾。但從正方來看,這是正常的人性:父母都擔心子女走一條辛苦的路。這個痛苦與其說根源自同性愛戀,毋寧說是社會和法律上的缺失所帶來的。好比我喜歡看太陽馬戲團表演,但我絕對捨不得自己子女去接受那樣艱苦的專業肢體訓練,這能代表我對這類表演的欣賞是不真誠的嗎?

事實上,不只反方所舉的中研院於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已有過半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同年四月份由TVBS進行的民調,顯示49%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支持者僅有29%;八月旺旺中時民調結果顯示 ,支持同性婚姻為56%,反對31% ;十二月由聯合報願景工程透過民調中心製作的報告,也顯示有55%的受訪者贊成,應立法保障同志合法結婚權,37%反對。

在宗教團體涉入,以扭曲、抹黑的手法大量散佈錯誤資訊前,台灣社會已漸漸走向支持同性婚姻權的一方。甫在今年10月底結束的,由法務部自己舉行的線上民調中,支持「同性伴侶法」為45%,而支持「同性婚姻法」者,高達71%。對比於輿論上那些「強烈反對」同性婚姻的民意,何者才是沉默螺旋效應的呈現?

滑坡謬誤與徵引資料的問題

許多常用來反對同性婚姻權的理由,總犯了邏輯上的「滑坡謬誤」。其往往從討論主題,逕自推衍到某些沒有直接因果關係的荒謬情境,在缺乏足夠的因果論證下,用後者反對前者。遺憾的是,反方論證中,多次出現類似的滑坡謬誤。例如反方逕自從「同婚」推衍到「群婚」。正方爭取的同性婚權,從未超過「一對一婚姻」範疇,只要求對婚姻裡性別認定作出修正。

另外反方也提到,當婚姻意義不再限於一男一女之間,等於替戀童、戀物、戀獸等行為也開了大門。這同樣是滑坡謬誤的示範。首先,戀童與兩個成年人合意的行為完全不同,也另有諸多刑法法條(如223、224、227條)限制,如何能因為同性婚姻的合法而自動證成?而戀物、戀獸更無法與同性婚姻類比,因為以上兩者都無法取得另一方的「合意」。這三者舉例的共同錯誤之處在於,當一方無法行使法律上的同意權,或是所謂同意權並不被法律承認時,如何能構成一份對等的民事契約?如何能構成婚姻?

最後關於同性伴侶「收養子女」部份,雖非本場辯論重點,但仍值得指出:反方所引述的,由護家盟彙整的「研究報告」,早被指出存在許多斷章取義的問題。其中最被廣泛徵引的,由德州大學學者 Mark Regnerus (2012) 發表的研究,也被指出是由保守基督教派資金贊助,並在研究方法上充滿爭議(也可參考這篇中文討論)。

相對而言,目前較具公信力、遵守學術倫理與研究程序的學術機構,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國心理學會這篇報告)幾乎都指向:在同志家庭長大的孩子,不論是人格、身心健康、成就表現上,都與異性戀家庭無異。任何遵循研究倫理與良知,而非持特定道德或宗教意識型態的兒童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小兒科醫師、社工人員都會告訴你,穩定與被愛的環境,就是一個孩子成長之所需;否則依反方「缺少父母某一方有害於孩子」的邏輯,是否也應強制所有單親家庭子女,交由政府機構統一照管,或是交由婚姻完整的家庭養大?

至於人工生殖部份,我們認為同志家庭會遭遇的倫理問題,與異性戀家庭並無二致,暫時沒有需要差異化論述的必要。

家庭定義的巨大分歧

目前正方認為,我們和反方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家庭定義的巨大分歧。對反方而言,家庭的核心價值在於「由性和血緣所維繫的社會基本單位」,並以生養下一代為核心目標。然而,這樣的社會價值,早就在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與城市生活興起的衝擊下,變得不再那麼理所當然。

對於正方而言,家庭的意義在於愛、承諾、陪伴、不離不棄的相守扶持,那才應該是「家」最核心的精神。反方只認可「父母雙全、繁衍後代」這種典型家庭的想法,只反映特定階級偏見,排擠沒有能力依循此道「成家」社經弱勢,也間接歧視了單身者、單親家庭、不孕夫妻、組合家庭(婚姻雙方至少曾有一方有過婚姻和子女者)。

自始至終,「同性婚權」談的是身為一個人的價值,並不應性傾向而有所不同,不應在婚姻一事上給予差別待遇。其談的是平等權,是不被社會歧視的權利,是不被國家制度排除的權利。任何相關討論,都需回到這個基點。

關於同性戀收養子女的影響部分,可進一步參考以下資料:

1.高穎超〈看穿科學迷障:「美國小兒科學院長信」事件的真相

2 美國心理學會的決議報告,可參考這篇中文摘要

3 政大心理學教授李怡青研究整理關於同性戀者撫養小孩的文獻回顧

全文展開

進入婚姻制度不屬於基本人權

經過了第一輪支持與反對同婚的辯證,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發現,雙方對於「婚姻」這個概念有相當大的歧異。現代國家中,如果有所謂的「婚姻權」並且應該歸屬於基本人權,那麼現況的法律自然就需要如同過去歧視黑人或女性的法律一般,進行大幅修正。問題在於,正方是「如何」證明進入婚姻制度是一種基本人權呢?

沒有。正方無法「證明」擁有婚姻關係屬於基本人權。

我們完全不反對正方對於近代權利發展脈絡的大篇幅論述,及其所導出的結論:「一旦涉及少數基本權利,並不能以多數為名去侵害。」但這些論述是否證明了婚姻是天賦人權?沒有。

如果,正方證明「婚姻權」屬於基本人權的方式,只是用歷史的規律、或是因為現代爭取同性婚姻受阻的狀態,和過去婦女參政及黑人民權受限的歷程一致,那麼我們不得不說,這種無效的證明方式正好符合一個正方提出過的專有名詞:「滑坡謬誤」,在缺乏足夠的因果論證下將討論主題逕自推衍到某些沒有直接因果關係的情境。我們看不出來同性相戀卻無法結婚、和過去黑人或婦女無法參政有什麼關係?難道我們要說,因為過去黑人或婦女無法參政是一種錯誤,所以現在直系血親相戀無法結婚也是錯誤?或是在正方認為婚姻權是基本人權的前提下,政府不能以法令限制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進入或結束婚姻關係?

而如果,正方證明「婚姻權」屬於基本人權的方式,是因為訴諸所有支持者的個人價值觀:「我們都覺得進步的國家就應該將婚姻權視為基本人權!」,那麼,反方實在很難區隔這種信仰式的說法,與部分人士因為「真神反對同性戀」而反對同婚有何差異。

持平而論,即使我們認同「基本人權」的範圍應該與時俱進、日新月異,因此勞工權、教育權、醫療權、隱私權等各個領域都應該全面廣泛的積極檢討,但正方也必須解釋,為何婚姻權同樣「應該且必須」在改變的範圍之中,又或者是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為何「群婚、戀童、戀獸、亂倫」的權利就不在基本人權的擴張範圍中?

正方難以自圓其說之處,就在於採用基本人權論點為同婚辯護的邏輯,同樣可以用在各種不同婚姻型態的支持者之上,但談到那些並非正方所支持的議題,正方就用現行法令的限制來迴避,而忘了同婚正是現行法令的限制。如果正方可以用「婚姻中須具備雙方同意」來迴避戀物或戀獸的議題,那反方不禁要問,想要與物或獸結婚者的基本人權呢?他們和物或獸結婚妨礙了誰?是不是因為他們是少數就不用尊重?更何況鼓吹多重性伴侶、未成年性權、性娛虐、性交易合法、娛樂性用藥權都曾經出現在台灣同性戀團體的活動訴求中,這並不是宗教團體的抹黑;無獨有偶的,較早開放同婚的荷蘭德國、更曾經出現亂倫除罪化、降低性交合法年齡、合法擁有兒童色情照片和爭取人獸交合法化的訴求,這同樣不是滑坡謬誤。當我們發現越來越多人接受了正方將婚姻權視為基本人權的抽象論述方式,然後又更廣泛應用在各種偏激議題之後,我們期盼正方能闡明政府及一般民眾不該擔憂開放同婚的理由。

反對同婚並非歧視

如同「天賦人權」一樣,「歧視」也是一個曖昧而含混的名詞,但反方願意努力的嘗試說明,反對同性婚姻並非歧視。首先,我們相信同性戀者與一般人無異、毫無二致,因此,將同性戀視為異常或疾病是一種「歧視」,絕大多數國家中的衛生主管機關都已經捨棄這樣的認知;其次,對於同性的性行為,我們接受這屬於個人的隱私與性自主權利,因此,將同性性行為入罪化是一種「歧視」,很不幸的還有部分國家尚未脫離這種狀態;最後,是許多對同性戀者負面的刻板印象如濫交、用藥,都來自於社會長期缺乏正確認識與媒體誇大的針對性報導,甚至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同性戀族群因為尚未得到普遍社會認同所產生的惡性循環,而非是同性戀者本身的問題,因此,將同性戀視為社會邊緣是一種「歧視」,我們也相信多數的民眾已經不再有這樣的觀念。

綜上所述,前兩種歧視在台灣已然不存在,而為了解決第三種歧視問題,反方完全支持政府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教育宣導,讓同性戀者有免於恐懼的權利。

而同性婚姻與前述狀況最大的差異,即是在於結婚不是個人的權利或義務,進入乃至於維繫婚姻的條件、以及對血源家庭的優先保障,都是政府基於整體社會發展的具體需求而定。因此法國的結婚程序包括提交醫療檢查證明、進行結婚公告以及舉行結婚儀式,台灣的結婚程序包括要求證人的簽名、適齡與戶口的證明,而禁止直系血親關係的人結婚,同時適用於養父母和養子女、繼父母與繼子女擬制血親之間、也禁止有配偶者與人重婚。簡言之,在婚姻制度中限制性別,和限制年齡、身分、健康狀態一樣,完全沒有歧視的問題,政府端看是否能盡量符合促成「血緣家庭」的目標來設計制度。

「家是溫暖關懷和充滿愛的地方」這種哲學式的說法不會有人反對,每個人的心裡要如何視另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為家人或伴侶,國家不會介入,但婚姻制度是由國家背書的特殊關係,政府必須有實際的利益評估,才需要調整結婚的門檻,但正方一直不願意論證這個命題。

反方不但在一開始就證明了婚姻不是基本人權,除了相愛之外,夫妻兩人之間的關係更包含了政府大幅度的介入和複雜規範的確認,反方同時證明了從效益邏輯和管理成本來看婚姻制度,對維持國家基本單位的穩定「比較有利」,但正方很聰明的迴避這個議題。正方寧可用極為抽象的平等權利角度來討論同婚議題,而不願意代替支持同婚的族群講清楚,要的到底是社會價值的定位肯認還是實際具體的法令保障?我們認為正方選擇這樣的路線理由很簡單:因為如果要討論具體的權利保障,其實不需要開放同婚,只要制定同居伴侶專法,就足以保障同性戀者(及其他所有長期共同居住者)能擁有與現況婚姻制度一致的權益;至於部分的同性戀族群期望以政府開放同婚來成就普世價值的認同,正方一定更清楚認知到,超前立法可能引發的是更激烈的社會對抗,政府應該要優先處理的,是更積極的讓社會能對同性戀族群有正確認識。因此正方採取「反同婚等於不平等就是歧視」的立場,不願與反方進行交鋒,最終只能不斷的循環式的自我論證,我們不得不提醒,在「因為應該、所以應該」的論述框架下,雙方終究不會有交集,而在「因為他們可以、所以我們可以」的簡化邏輯之下,正方必須提出更多開放同婚後可能造成實際影響的陳述。

任何政策制訂終須回歸管理成本觀點

正方強調不應將「效益邏輯」置於任何建立在「平等、自由」原則的權利之上;批判國家無權以「管理成本」為名限制少數權利,這些原則性的態度反方也都沒有異議。但回到辯題,如果無法證明婚姻權是人民的基本權利,那就並無正方所指陳的「某些人權利被剝奪」的問題,婚姻制度本身就是單純的一種國家制度設計,就像考駕照或未成年禁菸一樣,沒有所謂的駕駛權、吸菸權或婚姻「權」!在此前提下,那正方就不得不承認,「效益邏輯」和「管理成本」正是現代民主國家評估政策法制調整的重要依據,正方必須放棄無限上綱抽象價值的感性渲染,應該回頭來認真的交鋒,盡力說明開放同婚之後能夠更有利於國家對人民的管理。

進一步的說,反方認為,即使是在討論言論自由、集會遊行、參政門檻這類已經普遍被認為屬於人民權利保障的過程中,「效益邏輯」和「管理成本」同樣應該是在所謂「進步派」說服保守國家逐步修訂法令時的重要理據。如何放寬?放寬程度?都不應用一句基本人權或反歧視就輕巧帶過。

此外,民主國家很重要的多數決原則是維持法令政策穩定運作的關鍵,光談自由與平等無法具體解決社會中實際出現的矛盾衝突,反方在前一輪申論所提出的論述,並非要強調同性戀者是少數所以不應該保障,而是要提醒法律(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應該在於多數支持或願意妥協的基礎,目前社會中反對同婚的量(人數)和質(音量)上都還看不出具備了妥協的條件,政府貿然開放同婚只會導致反效果。而在同婚立場上,國家已經給出恰當的理由,支持法律對婚姻定義需要有部分的對象排除,才能避免不具血緣關連性或血緣關連性混亂的家庭型態日趨增加。事實上,即使是集會遊行、罷工之類的權利,確實不應影響到整體社會的交通或商業經濟,言論和參選自由也確實存在為了行政管理而拉出的紅線。我們期待正方來挑戰為何「血緣家庭便於行政管理」這個命題,法院中每年有數萬件的財產贈與、繼承、侵占、稅務與監護權爭議,都有賴婚姻關係確認、親子關係鑑定等方式來釐清「誰和誰是一家人」,因此反方必須再三強調,即使一男一女的家庭型態,不會因為開放同婚而受到損害,但並不代表國家管理成本不會因此而提高。

最後,關於資料證據的引用,反方必須誠懇的說,或許因為極少數宗教團體涉入,以扭曲、抹黑的手法大量散佈錯誤資訊,反而讓台灣社會漸漸走向支持同性婚姻權的一方,但若一概不承認宗教團體所支持對於同婚的相關學術研究,那就好比全面否認支持同婚團體的調查或論理,不如持平面對各項科學證據:「同婚對子女教養問題的疑慮尚無定論」。至於在開放同婚論戰中十分重要、但尚未在本次辯論中出現的「人工生殖合法化」的問題,也正恰恰反映了子女生養是家庭核心價值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對同性家庭來說,若不是認為血緣子女的價值無可取代,何必要以開放人工生殖作為配套措施呢?

歷史脈絡不應無限擴張

我們要不厭其煩的指出,如果近代權利形成的歷史脈絡,就是基本人權定義的不斷擴張,那不只是同性婚姻,任何涉及自由平等權利的命題似乎都沒有討論的必要,只要順著正方的滑坡謬誤去推論就行了,換言之,我們並沒有獲得期待中針對同婚法制化的實然利弊得失比較,只看到極為概括性而且對任何命題都能一體適用的哲學探討而已。原住民、黑奴、女性與勞動者的權利不平等在過去被忽略了,不等於所有少數族群或主張現在都應該比照辦理而被認同。同樣,限制言論自由、提高參選門檻,或禁止集會遊行也應該要從實然的利弊得失去衡量,而非空談權利,否則就成了言論自由無限上綱、隨時隨地皆可合法集會遊行的荒謬立法。

論道德、論良善,人心各異自有一把尺,在反方不斷陳述異性婚姻及血緣家庭對於國家管理的實質效益之後,期盼支持同婚者同樣能提出開放同婚後的實際利益,以利後續的討論能夠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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