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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發起日

2016-07-11

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

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

台灣需要追求自由經濟的中間偏右政黨

前言

接受UDN相對論邀請,撰寫「中國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這個辯題時,心情是複雜的。

複雜的原因在於國民黨之於我,就像是一個指腹為婚的對象,彼此因「命運」而交往,因「了解」而發生爭執。

我出身在一個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外省人的家庭,在我們家裡,對於「大中華」或「國民黨」(泛藍)的認同就如同吃飯喝水一樣自然。而這種認同對我而言,是「命運」幫我決定的,我無從選擇,我也無暇去思考我為何每次投票都要把票投給在那個「我只認識黨徽,但卻不知道是誰」的里長、民代,畢竟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值得我分心的事情還很多,思考為何要支持國民黨這樣的命題對我來說太困難。

在我二十七歲那年,我進入國民黨服務,經歷一次完整的政黨輪替後,原本遙遠的國民黨越來越清晰,而我也越來越了解他,直到某日我辭去黨職、投入國民黨的改革倡議,我與國民黨正式因「了解」而發生爭執。

總的來說,用感性(命運、家庭、意識形態)來支持國民黨,佔據了我人生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而如今,要我用理性的角度來談國民黨存在的價值,對我來說太困難,但如果不試著把感性抽空,不再把復興國民黨的任務寄託在那虛無縹緲、且日漸衰弱的「意識形態」身上,我們才有可能找出一個能說服「新」台灣人再次認同國民黨的論述。

國民黨對台灣利與弊的判準

在正式進入辯題討論之前,有一個觀念需要溝通:僅以國民黨在某特定時間點的表現,來判斷國民黨的存在對台灣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是不公平、也沒意義的。

舉例而言,若僅以陳水扁執政末期民進黨的表現,來斷定民進黨的存在對台灣弊大於利,想必會有許多人無法認同 ; 又或者說,只以民國70年代末期解嚴後,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走出席捲全球的石油危機,甚至創造出1960年至1990年連續三十年,經濟成長率平均超過8%的經濟奇蹟、擠身亞洲四小龍的表現,就斷定國民黨的存在對台灣利大於弊,想必也不會有人覺得這是中肯的判斷。

我認為,一個政黨存在的價值、利弊,不該僅看此政黨短時間的表現,其判斷標準應該建立在,「長期以來該政黨政策方向的「定位」為何?且此定位是否符合國家需求?」這件事上。

國民黨的定位

國民黨在台灣的定位是什麼?我認為若要用簡單的方式形容即是「中間偏右」。

許多人認為台灣的政黨沒有明確的左、右之分,也因此,我嘗試用「國際參與」與「施政方向」兩個面向來劃分台灣政黨光譜的左與右。

首先,如果觀察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參與政黨外交時所加入的組織,不難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黨光譜分別佔據右派與左派兩端。

國民黨在參與政黨外交時,加入的組織是國際民主聯盟,此聯盟是全球保守主義和中間偏右政黨所成立的跨國性政黨聯盟,創辦人包含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等,若對於國際政治稍有了解之人,亦不難從國際民主聯盟的創辦人猜出該聯盟的政治主張。反之,民進黨在參與政黨外交時,加入的組織則叫國際自由聯盟,而觀察其會員政黨,絕大多數均是左派路線。

其次,從施政方向上,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光譜也有明顯的左、右之別。舉例而言,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態度分別代表著保守右派的反對立場與開放左派的支持立場 ; 又或者在核能發電的議題上,從國民黨的支持態度與民進黨的反核價值,也不難看出國民黨較為偏向經濟導向的右派政黨,而民進黨則是以環保為優先考慮的左派政黨。

也因此,單單是從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在政黨外交所參與的聯盟與兩黨在重大政策的決策方向,就可以很清楚的劃分出兩黨的左、右之分。而一個國家的穩定,需要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來平衡與調和是民主政治的鐵律,當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在政治光譜的右與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並且分別為支持右或左的台灣人民發聲,那就已經為台灣的社會提供了穩定、且必要的力量,而這也自然論證了此次命題:中國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

國民黨中間偏右的地位可否被取代?

而上述的判斷標準顯然會引申出一個新的問題:國民黨中間偏右的政黨定位,可否被取代?若可以,那國民黨因中間偏右的政治立場所帶給台灣的價值,也可以被取代。

可惜的是,如果我們檢驗台灣所有在政治主張偏右的政黨,不是沒有足以撐起整個國家的政黨人才,就是意識形態太過極端。而上述兩種狀況都決定了當前,甚至是可預期的未來,台灣在右派的光譜上,都需要國民黨的力量來支撐,反而在左派的光譜上,卻顯得競爭、有活力的多。(笑)

結論

事實上,遠的不說,回顧過往國民黨執政八年被攻擊的施政措施,除意識形態(兩岸關係、課綱微調)的部分外,其實大多數都是聚焦在「分配正義」、「土地正義」、「環保議題」、「勞動權益」等右派政黨較少關注的部分,這是國民黨身為一個右派政黨的原罪,當然也是國民黨需要改進的部分。

但如果回歸到,「國民黨身為一個右派政黨,過往八年在經濟政策上的成績如何?」這個命題,從客觀數據來看,台灣在2015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年報》名列全球第11名,是20年來最好的成績 ; 根據「世界銀行」《2016經商環境報告》指出,台灣的整體排名躍升至全球第11名,其中,在「經商便利度」調查中排第11名,是馬英九上任後歷年來全球最佳排名,而這個排名與2008年相比,進步幅度是誇張的50名,而這些成就雖然都是冰冷的數字,但也同時是社會科學嚴謹調查下的結果,並不容反對者用「人民無感」四字簡單帶過。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過去8年,全球的經濟情況其實並不好,世界連續經歷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兩次全球經濟衰退(2008年金融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而在這樣的逆流中,國民黨透過提高政府效能、法規鬆綁、打造與國際接軌的經商環境等方式,逆流而上,獲得這些成績實屬不易。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在價值選擇上,相較於經濟發展,更重視「分配正義」、「環境保護」、「勞動權益」等國民黨較少關注的發展方向,進而成為了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主因,這是事實。

但不該因此否定國民黨過去追求「自由經濟」,滿足經濟選民需求的目標是錯誤的,更不該以此認為國民黨存在台灣是弊大於利,因為國民黨只是在盡一個身為中間偏右政黨的天職:為價值觀亦屬中間偏右的台灣人民發聲。

而這,正是國民黨對於台灣最大的貢獻,也是我認為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之所在。

全文展開

國民黨一直是台灣民主與人權的阻礙

前言:

接到相對論編輯部的邀約,希望我與中國國民黨的正皓兄就此辯題進行討論與交流,希望我們能在一個理性務實的基礎上,共創一個良好的對話空間。

在此辯題,我將以轉型正義與人權作為論述的骨幹,探討自1945年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後所造成的弊害,並連帶探討中國國民黨影響台灣經濟與文化的層面。

我認為要探討中國國民黨的利弊,只從現在洪秀柱所掌權的現在作為探討的基準點並不恰當,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超過70年,實質統治了60年,只單看現況在野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是不足以支撐這次辯論的主軸,所以我將以時間軸作為切點,依照實質掌權的元首作為分野,分析中國國民黨的利弊得失。

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時期:

自從1945年台灣隨著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所有權(但爾後簽訂的舊金山合約中並未聲明台灣的所有權歸屬),中華民國的軍隊與統治當局進駐台灣。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儀,向蔣介石調動大批軍隊,以『鎮壓』叛亂為名義,屠殺大量台灣本地菁英與無辜百姓,造成至少一萬八千人喪生。

而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全面潰敗,流亡至台灣之後,也將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帶至台灣,這一『戡亂』就長達42年,中國國民黨以戰爭為由,修改總統任期,以萬年國民大會為保護傘,剝奪台灣民主精神,讓蔣式政權以『家天下』的方式統治台灣長達42年。且在此同時,一紙『戒嚴令』化為台灣人民苦難的濫觴,中國國民黨為鞏固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控制權,實施黨禁、報禁,剝奪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放任警備總部以『懲制匪諜』為由,展開長時間且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根據法務部的資料,白色恐怖時期無辜受難者高達140000人。中國國民黨總是對外宣稱蔣介石對台灣民主貢獻匪淺,難道這些死傷人數就是中國國民黨所宣稱的『貢獻』嗎?再者,蔣介石政權時期,扼殺台灣人民發聲的空間,大量的社會菁英被噤聲,許多賢達在獨裁統治下被迫流亡他國,連同黨籍的雷震等人,只是想籌組新政黨為死水一片台灣帶入新氣象,也慘遭下獄。

自1949到1975,中國國民黨除了提供台灣一位慘無人道的統治者,還因為國共兩黨的鬥爭,被捲入多起戰爭,台灣原可自戰後獨立自決的曙光,也在蔣介石政權的統治之下幾乎消失殆盡。

在蔣介石掌權的中國國民黨,透過國家機器屠殺百姓,迫害知識份子,在經濟上亦乏善可陳,不止弊大於利,甚至可說是一無可取。

中國國民黨蔣經國政權時代:

1978年,在蔣介石死亡三年後,時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自嚴家淦手中接掌大權,蔣經國此人,在青年時代留學蘇聯,深受蘇聯共產主義影響,但除了繼承共產黨左傾的社會主義,蔣經國也接受共產黨在情報與組織工作上訓練,在中華民國未流亡之前,蔣經國在中國進行青年訓練與組織工作頗得名望。中華民國流亡至台灣後,蔣經國依附其父的政治勢力,把持黨政與軍方及情報大權,除了在軍系剷除了親近美方的孫立人等將領,也透過地下情報工作逮捕許多台灣自由派學者與民主運動人士。

擔任行院院長時代蔣經國,認清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不可能反攻中國的事實,開始推動台灣在經濟上的改革,台灣1970年代許多重要的經濟建設,便是由蔣經國所推動,乃至於日後其擔任總統後推行的十大建設等,在經濟與公共建設層面看似蔣經國有其貢獻,但在此同時,也有許多論證顯示十大建設背後也深藏著中國國民黨的重大利益,蔣經國推廣建設政策的期間,大規模置入中國國民黨的權貴至國營事業中上下其手,將國營企業員工『公務員』化,大量戰後新移民通過不公平的考試制度甚至依附裙帶關係(俗稱外省人)進入國營事業,造成日後國營事業在人事上的龐大負擔,且十大建設在建置過程中,退輔會榮工處承包了大量的業務,國家以壟斷的方式與民爭財,可說是聞所未聞。台灣雖然因為石化工業的發展,在石油危機中逆勢前進,開創經濟發展,但過度發展石化工業的結果也對台灣的環境留下不可抹滅的傷害。

至於蔣經國主政期間的人權與民主,向來是爭論不休的議題,統派與泛國民黨支持者總以蔣經國臨終前廢除戒嚴令來彰顯兩蔣不同之處,但在蔣經國主政的13年間,台灣發聲震驚社會的陳文成命案與林宅血案也是不爭的事實,甚至當年情治單位只是因為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主版蔣經國傳,為了替蔣經國擦脂抹粉,不惜派出黑道人士至美國暗殺美國公民,中國國民黨在蔣經國主政的期間看似有所變革的統治,其實只是由光天化地殺人轉為私下行兇。雖然少數本地人才在政治上受到拔擢,但多數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並沒有隨之上升,依舊籠罩在鐵幕之中。

綜觀蔣經國主政的這十三年,台灣雖然在經濟上有所起色,卻對爾後環境的破壞引發不可回復的惡果。從政治與人權來看,台灣雖然開放了部分地方選舉,但中國國民黨在選舉中舞弊不斷,從中壢事件中即可見中國國民黨踐踏民主的特性,而基本人權依舊沒有任何顯著進步,蔣經國遲至遭遇刺蔣案後,為了避免積累過多民怨,才逐步解除高壓統治。就結果面而言,蔣經國是一位比蔣介石出色的獨裁者,但這並不影響獨裁統治的事實,蔣經國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對於台灣仍然是弊大於利。

中國國民黨李登輝政權時期:

李登輝掌政時期,雖然台灣來到民主化時期,也終結了萬年國代與立法院,甚至可以直選總統,但這位人稱亞洲民主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仍然存有許多污點,1989年,鄭南榕因為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被依叛亂罪論處,鄭南榕隨後自焚以死明志,中國國民黨迫於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開始走向民主化,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大小選舉卻是舞弊不斷,1992年黃信介參選花蓮縣立委,中國國民黨竟然用幽靈選票做票,造成群情激憤,事後中國國民黨籍市長魏木村被依違反選罷法起訴。中國國民黨在地方選舉的惡形惡狀莫過於時任屏東縣長的伍澤元與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伍澤元擔任縣長時貪污不斷,被判刑後竟假借保外就醫名義棄保潛逃至中國。中國國民黨籍的鄭太吉在擔任議長期間公開殺人並恐嚇地方,這些都是在李登輝執政下所發生的冰山一角,李登輝雖然在人事任命上不同於兩蔣特定偏好戰後新移民,但李登輝所謂『本土化』的人事偏好,卻是放任黑道與不肖商人掛上中國國民黨籍轉向地方政治,此風一開,台灣至今仍深受其害。

但不可諱言李登輝主政期間,在經濟上的確表現不俗,這20年間,台灣經濟表現延續蔣經國時代的建設基礎,經濟數字上維持穩定成長,但卻因為惡質的政治環境,官商勾結的弊案層出不窮。但大體而言,李登輝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開放總統直選,擺脫獨裁統治,稍微可以功過相抵,但中國國民黨在政權輪替後隨即開除李登輝黨籍,用行動否定李登輝在民主化的貢獻,讓人看出中國國民黨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政權時期:

馬英九掌政期間,歷經在野與執政。在野期間,中國國民黨為了對抗台灣人民日漸高漲的台灣主體認同,不惜與中國聯手對抗台灣認同,自馬英九放任連戰等人密切與中國高層交好開始,便種下了日後執政的甜果以及導致再度在野的苦果,馬英九尚未擔任總統之前,多次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批判陳水扁所推行的本土政策,甚至馬英九曾公開主張『終極統一論』,親中立場表露無遺。

2008年,民主進步黨因陳水扁任內『疑似』涉貪事件,再加上執政滿意度不佳而在大選中落敗,中國國民黨挾著過半民意重返執政,開始推動一連串傾中政策,期盼透過向中國靠攏提升經濟與鞏固自身領導,但馬英九除了競選期間的『633』承諾與『愛台十二建設』全面跳票之外,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簽訂ECFA、引進中國觀光客,以為這能改善台灣經濟,但台灣經濟成長率不如預期,甚至貧富差距遽增,吃不到中國的大餅已經讓百姓怨聲載道,甚至中國政府屢屢在國際上打壓台灣而執政當局卻默不作聲,造就了馬英九執政的失敗。

而中國國民黨主政期間在政治與人權的表現更是不及格,除了強拆民宅引發大規模社會運動,在軍隊中爆發虐殺士兵的洪仲秋案,而這一切不滿在2014年反服貿運動來到高峰,中國國民黨長期的右派思維下,點燃台灣反全球化與反中國的火種,中國國民黨站在財團思維,執意對中國簽訂服貿協議,且是透過不正當的程序通過,台灣近年來公民意識抬頭,民眾自然不會坐視不管。在2014年3月23日,一場在行政院廣場展開的血腥鎮壓,更是讓台灣人民看透中國國民黨本質始終沒有改變的事實,同年四月,台灣人民因為國民黨執意讓核四運轉的政策,由林義雄發動絕食開始,展開一規模的反核行動,期間再度爆發血腥鎮壓,雖然馬政府後來在核四的議題向民意妥協,但兩個月內兩次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再再顯示出中國國民黨將台灣人民視為寇讎的心態。2015年7月,為了對抗中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少將辛旗聯手編寫的去台灣化課綱,一位青年學子犧牲生命之後,爆發反課綱運動,青年學子們拒絕接受中國式的洗腦課綱而站上街頭,但教育部在行政法院被判敗訴且多數民意反對洗腦課綱的前提下,仍然一意孤行,最後整場運動雖然在颱風來襲與吳思華的白眼下被迫暫告段落,但台灣人民對中國國民黨的不信任已經來到最高點。馬英九在執政任期的末端,不顧多數民意,堅持參加一個中國前提下的馬習會,更是完全與人民站在對立面。

一辯結論:

從中國國民黨在台70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是其對人民從未間斷的壓迫,且在洪秀柱接掌黨主席,仍然未見其有任何願意道歉負責的決心,台灣號稱是個民主的島嶼,但卻存在一個歷經威權統治時期卻從未『除垢』與被咎責的前執政黨,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於台灣的民主與人權的最大阻礙正是中國國民黨。

全文展開

見樹不見林的曖昧比較 只是抱怨一場

討論國民黨存在台灣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個命題進入第二輪,我與反方林于倫論證這個命題的方式顯然有差異,為了讀者閱讀方便,我稍作整理如下:

于倫採用的方式是窮舉法,從蔣介石談到馬英九,透過列舉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所作所為(侵害人權、破壞環境、妨礙民主進步、過度親中),來論證國民黨存在台灣弊大於利,而這樣的論證方式至少存在以下兩點問題。

第一,于倫的舉例偏重於舉國民黨所作所為的「弊」,而忽略「利」。若是要用窮舉法來證明國民黨的存在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最基本的前提是你先得把國民黨所有,至少重要的「貢獻」與「錯誤」分別羅列出來比較,這樣的基準才公平,若做不到,則僅能稱之為偏見。

請讀者回顧于倫的第一篇文章,相信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錯誤政策列的多、貢獻列的少。

許多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貢獻,包含蔣中正固守台灣,避免台灣被中共佔領、蔣經國推動「催台青政策」,重用台籍文官、馬英九穩定兩岸關係,為台灣海峽帶來六十多年來難得的和平繁榮,都沒有列舉,而這樣「揚惡隱善」的列舉方式,顯然不夠公允。

第二,即使于倫能保持公正,羅列出所有國民黨重要的「貢獻」與「錯誤」,在理論上依舊難以論證國民黨存在台灣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因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心中的重量也不會相同,根本難以比較」。

舉例而言,于倫在他第一篇文章討論蔣經國執政時期施政的利與弊時,他說:「綜觀蔣經國主政的這十三年,台灣雖然在經濟上有所起色,卻對爾後環境的破壞引發不可回復的惡果……蔣經國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對於台灣仍然是弊大於利。」

上述這段推論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事實性」的錯誤(筆者無意挑戰蔣經國十大建設對於環境的破壞是否為真),問題在於「價值性」的排序上,為什麼「環境保護」優先於「經濟發展」?為什麼當為了發展經濟,而忽略環境時,就等於弊大於利?這判斷是于倫主觀的價值排序,還是全台灣的共識?

上述三個問題于倫的文章沒有解釋,其實也無力解釋,因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心中的重量本就不相同」。

所以即便于倫無視於文章字數限制,花費數萬字羅列了所有國民黨的「貢獻」與「錯誤」,也難以論「客觀」的論證國民黨存在台灣弊大於利,因為價值之間的比較本來就會陷入「主觀」的意識。

而于倫針對這個辯題(國民黨存在台灣弊大於利)的判準,他個人主觀意識最經典的證明在他描述李登輝時期的國民黨。

一方面于倫礙於辯題設計,于倫必須把那時的國民黨講得一無是處,一方面又李登輝民主先生在于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也難以抹滅,也因此才會在該段的結尾出現了:「大體而言,李登輝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開放總統直選,擺脫獨裁統治,稍微可以功過相抵。」這種尷尬的說辭。

也因此,綜觀上述兩點,實在很難認為于倫有成功論證他的命題(國民黨存在台灣弊大於利),于倫的第一篇文章頂多只能稱之為:于倫對於國民黨的「抱怨文」。

反之,就我支持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的立場而言,政黨存在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穩定社會,任何一個政黨若能在其所踞的政治光譜發揮穩定社會的能量,那對於這個社會就是利大於弊,反之,則是弊大於利。

而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在政治光譜的兩端扮演好自己的右、左派角色,即是兩黨最大的價值,即便國民黨許多作為包含政策天平過於偏向資方,不被「當前」的人民所接受,甚至因而失去政權,那也不代表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因為這只是國民黨貫徹自己右派主張的方式。

事實上,有一個簡單的方式來提供所有讀者,尤其是本來就偏向認同反方的讀者,來理解為何一個國家需要左、右派互相平衡,甚至是制衡。方法很簡單,大家想像一下當國民黨的所有主張包含能源、貿易、勞工、稅制、年金都從右派轉向左派後,台灣會變怎麼樣的世界?答案只有一個: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一派和樂融融的扼殺掉經濟選民的需求。

而這樣的台灣顯然不健康、而且令人絕望。

寫到這裡,有一個殘酷的問題我迴避不了,而我也不想迴避,這問題是:為什麼一個在台灣有超過三百八十萬人支持的政黨,會需要被討論存在對台灣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呢?

又或者把上述的問題具象化來問:相對於時代力量僅有四席立委,為什麼擁有更多選票支持、更多席立委的國民黨,存在台灣的正當性會如此被質疑呢?

是因為過去的國民黨對於政策捍衛不夠「強硬」嗎?或許有部分人這樣認為,但我不覺得,我認為該從「轉型正義」與「黨產」這兩件事情上尋找答案。

正視轉型正義後的發展可能

面對轉型正義,國民黨的態度可以選擇持續否認,持續幫前人扛著不屬於自己的十字架 ; 也可以選擇面對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但有一個事實國民黨逃避不了,即是:一個連自己造成的傷疤,都不願面對的政黨,是不可能獲得傷疤主人的諒解。

而黨產,早已經從財產上的正資產,變成了政治上的負資產。

從自由市場的觀念來看,一間公司要生存,是因為大家想要買他們的產品,這是市場機制。如果有一間公司他不需要考慮市場需求、不需要推出任何商品,每年就能固定獲得超過二十億的收入,請問這間公司會不會離市場越來越遠?

一個政黨的收入來源,會決定他如何看待民意,以及與民意的距離。如果國民黨的收入來源永遠不來自于人民的支持與捐款,而是每年超過二十億的黨產孳息,我們又怎麼期待國民黨能隨時注意民意的走向,並且自我調整呢?而沒有自我調整能力的政黨,又怎能重拾人民的信任呢?

「轉型正義」與「黨產」,就如同潛伏在國民黨體內的兩個病毒,在抵抗力(民意支持度)高的時候,他就潛伏不出、伺機爆發,一旦抵抗力衰弱,他就爆發出來,並切隨著每一次的爆發,對於國民黨的傷害一次比一次嚴重,而要把爆發出來的病毒壓下去的難度也一次比一次困難。

最後,套句國民黨新任副主席詹啟賢對於黨產的評論作為文章的結尾:這是一場必輸的戰役,黨應該快點脫離這個不利的戰場,把重心轉向財經、民生等議題,才有再起的機會。

與藍營所有支持者共勉之。

小結

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執政的過程中,確實有許多事情是需要檢討,而這些需要檢討的元素大體聚焦在下列兩個部分:

一、獨裁政府過渡到民主國家的不正義行為(白色恐怖、228事件、黨產累積)。

二、右派政黨執政後必會退讓的左派立場(勞動權益、環境保護)。

但我認為這兩點都不該列入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弊的比較。

原因為第一點指的意涵就是轉型正義,而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必須公允地說,並不是完全沒有針對轉型正義做出努力。包含於1995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受理2700多件受難者家屬申請賠償(認定2265案件),並且於同年成立228事件基金會,協助處理相關後續事宜、1998年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成立基金會專責處理補償事宜(備註:該基金會於2014年因落日條款結束基金會業務),期間共受理10062件申請案,結案率為99.99%,核發補償金核超過196億。

而這些努力雖然還是不足以完全達到轉型正義的標準,甚至包含筆者在內的許多人,也認為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但上述的事實,至少證明一件事情,即是實踐轉型正義是一個動態、且正在往良善方向前進的過程,而若僅是抽樣這個「動態」過程的前半部分,而不觀察未來可能的發展,就判定是弊大於利,顯然不公允。

而第二點所談的「右派政黨執政後必會退讓的左派立場」,更不該成為判斷一個政黨存在利弊的標準。原因是,若依照這種方式,那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逃過「弊大於利」的譴責。因為只要是有立場,就一定會有反面立場(資方/勞方 ; 經濟/環境 ; 建設/文化保存),而這種不同政黨針對不同立場的捍衛與平衡,恰好是我一直強調左、右派穩定社會的精神,反而是國民黨存在的價值(利益)。

也因此,判斷國民黨存在台灣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比較基準,我認為還是應該回歸到我最一開始提出來的判準:國民黨是否有在右派的政治光譜上,與相對應的民進黨,互相扮演穩定台灣、為擁有不同意見的人民發聲的角色?

而這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全文展開

正方虛妄的想像缺乏討論價值

看完了正方的二辯稿,真心為正皓感到難過,正方完全無法回應我方列舉的弊害,反而只能「指責反方用窮舉法」這一類的微弱力道攻防,坦白說看了有些失望與哀傷。正方在前半段的論述中提到,在每個人心中的價值判斷不同,所以列舉弊害並不能影響正方所舉列之利益判準,很明顯正方已經直接承認反方列舉弊害為真,而正方又在文章末端提出這些弊害不應被列入討論,這種潑皮式討論讓人感到有些無奈。

從正皓的文章中,我們感受的到正方極力想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包袱與責任,但在此我想試問正方,當我們討論德國納粹黨乃至於東德共產黨時,我們能說先不去論迫害人權的事實,只把重點聚焦在經濟表現嗎?納粹黨在1930年代帶領德國走出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也曾經帶給德國人民相對於威瑪共和時期更好的就業率,但這些在探討納粹黨的利弊得失中,我們能說先撇除數百萬人被屠殺的事實再來探討嗎?東德共產黨也曾經以高壓統治造就看似治安良好的國度,難道正方在看待這些事物的時候會先忽略被迫害至死的人命而只看表面上的官方提供的犯罪率資料嗎?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曾經犯下許多罪愆的威權政黨,尚且未有人為此公開負責或是接受審判,這些歷史上的罪責怎麼可能因為正方幾句話而一筆勾銷?

正方又提出其實中國國民黨曾經在李登輝時期撥款賠償為由,想說服讀者其實中國國民黨已經負責了,應該用正面角度看待。在此我想反問正方,試問李登輝主政時期所付出的賠款,有哪一分哪一毫出自於中國國民黨的黨產?中國國民黨當年假中華民國的國家機器殺人,殺完人後再拿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來賠償受害者,這是哪個民主國家的負責法?納粹黨在二戰之後瓦解,東德共產黨在東西德合併後被清算黨產,一干當年的加害者幾乎全數入獄服刑,這些事情在台灣都沒有發生,中國國民黨在歷經威權時期後所謂的負責方式,除了企圖阻擋不當黨產條例修法之外,我們可曾看過現任黨主席洪秀柱出來表態過要道歉賠償跟處理不當黨產?我們只看到在不當黨產條例修訂之後,中國國民黨高層上下一心喊著要釋憲或是只認為這是政治追殺,正方立場中國國民黨的『未來性』何在?即便像正皓這樣想在黨機器中推動改革的青年,依舊只能在原地吶喊,正方所期盼理想中的中國國民黨根本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期待中國國民黨會如李正皓所言會坦然面對責任?

右派政黨不須由中國國民黨擔當

在我們檢視完中國國民黨面對歷史的態度之後,回到正方的立論『台灣需要一個右派政黨』,基本上反方並不反對台灣政壇上出現左右拉扯的政治競爭,甚至退一萬步言,台灣可能真的需要右派政黨以促進左右路線進行討論與修正,但我方想問的是,就算需要右派政黨,那為何不是現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在第一次取得政權時,右傾的方向便已開始,近日的居住正義議題(旗山大溝頂老街、南鐵東移案)乃至於勞工休假,民主進步黨都表現出將經濟利益至於第一優先的施政態度,民主進步黨難道不是正方眼中的右派政黨嗎?民進黨政府在能源的抉擇立場,口頭上雖說要非核家園,但扁政府時期宣布核四續建,而蔡政府又企圖讓核一廠延役(雖然後來遭台電擋下),這些立場與中國國民黨並無太大差異。民主進步黨雖然在創黨初期,屬性較為偏左,但在歷經兩次執政期間,民進黨的路線早已修正,如果需要右派政黨,為何不是選擇沒有歷史包袱與前科的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身為全世界擁有最多財富的政黨,且多數財富取得過程根本是不公不義,如果台灣非要擁有一個保守勢力,那為何只有殺人越貨的中國國民黨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且正方所謂中國國民黨的右派精神,本質上建立在裙帶圈所建構出來的特許國營事業與法人甚至官商勾結上,如果我們需要右派,為何我們要選擇中國國民黨?

小結:

正方在二辯稿中開頭試圖忽略反方列舉的弊害,但在普世價值中,要探討威權時期的執政黨,本來就無法逃避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若是正方對於威權時期的弊害只能用『價值選擇』如此薄弱的方式回應,這場討論可以提早結束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永遠無法迴避在威權時期執政黨獨裁統治的不公不義,否則談論民主只是自賞耳光罷了。

再者,正方企圖用改革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國民黨再造的可能,但卻無視於目前中國國民黨高層反對改革的立場,從對不當黨產條例修法的態度與促轉條例的立場中,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多次表示這是惡法,顯然與正方想陳述的立場嚴重相左,在這議題上,若是我們只能選擇忽略現實面只針對想像層面探究,這場對話只會顯得空泛與不切實際。正方若是不正視自身黨立場做討論,正方應該選擇加入反方,因為正方所表達的立場過去從未展現在歷任國民黨高層的態度上,也與現任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差異過大。今天大家難得有個平台可以進行對話,反方在此呼籲正方直視自身政黨所堅守的路線做討論,而不是將時間與文字耗在不曾存在也無法讓人期待的想像空間中。

文章末段,反方再次強調我方的立場並不反對台灣需要右派政黨,但是中國國民黨顯然是個未經除垢的威權政黨,在中國國民黨未徹底向歷史與台灣人民負責且清除威權遺緒,且反方成述現任執政黨民主進步黨也走向中間偏右的前提下,扮演右派政黨的角色應該交付給民主進步黨。台灣需要一個右派政黨,但絕對不是由中國國民黨來擔任。

綜上所述,在正方無力回應反方所列舉的弊害,且直接放棄關於中國國民黨執政歷史的討論戰場下,明顯表現出正方無意護航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侵害人權事件,以民主國家的衡量標準,中國國民黨的存在明顯弊大於利。正方所提出的改革又完全不在中國國民黨核心人物的藍圖之中,我們只能將正方的改革大夢視為睡夢中的囈語略過討論。而正方唯一能提出的左右派政黨定義一說,中國國民黨又明顯能被民主進步黨取代,再再顯示出中國民黨壓根不需要存在於台灣,因此,中國國民黨存在台灣弊大於利將是鐵一般的事實。

全文展開

還原時空背景,正視國民黨的臺灣貢獻

前述正反雙方的交鋒焦點慢慢導向「國民黨是不是臺灣需要的右派政黨」,在延續原有討論脈絡的框架下,我將把焦點拉回到「國民黨存在臺灣利大於弊」的辯論主軸,以針砭過去、探討未來的方式闡述:為何臺灣需要國民黨繼續存在,而且對臺灣利大於弊。

首先,反方使用「國民黨一直是台灣民主與人權的阻礙」這句話作為論述基礎,其列舉的國民黨執政時期各項論述之謬誤容後再談,因為光是這句話所形成的命題本身,也不完全是事實,甚至完全錯誤。人事物的比較,是在相對之下才能彰顯其價值,而不是絕對的是非所能定案。評論歷史,更不能過度陷入「以今非古」的陷阱,這對每一個時代與其中的人並不完全公平。

民主與人權方面,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戰亂頻仍的民國三十六年於中國大陸南京公佈與實行了《中華民國憲法》,其中第十七條明定我國:「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這是向先進國家看齊的立法,放眼當時的全世界來說都有相當進步的意義。民國三十八年來到臺灣之後,國民黨的「黨國」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但來臺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國三十九年,國民黨依然立刻在臺灣落實地方自治,進行鄉鎮、縣市首長代表及省議會的選舉,由中央直接任命者僅有省主席與直轄市市長,至少使臺灣形式上的民主向前了一大步,這是日據時期的臺灣人與同時期共產中國治下的大陸民眾不可能享有的權益。

無論從時間軸上與日據時期相比、在空間上與對岸共產中國相比,國民黨落實地方自治的作為都是相對進步而正確的。各位當然可以說這是國民黨要穩固統治基礎的行動,但也不能否定國民黨及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透過推行民主選舉,實現其立黨立國宗旨的用心。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不會選擇性失憶,忘卻國民黨有實施戒嚴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及特務行為的舉動,不同程度地限縮了臺灣人民的言論自由、選舉權利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無論由當時或今天的眼光來看,都是錯誤且對臺灣人民造成傷害的。然而,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必須這麼做的內在動機,必須放到政權、國族存亡與臺灣人民集體安危的高度予以理解(請勿誤解,此處並非要因此就完全正當化這些舉動),更不能否定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帶來一套完整的國家體制與選舉機制,讓臺灣本地的反對勢力與社會各階層、族群有機會透過代議體制發聲與參政,黨外勢力也是透過這個管道成長起來,最後才有機會「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我們不能無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案、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江南案、中壢事件這些著名的國民黨於民主與人權記錄上的污點。以量化、功過評價方式來描述這些複雜的族群、個人的歷史記憶與經驗雖然過於淺薄,但如果要採用這種方式來評論,與國民黨光復臺灣、保衛臺灣及建設臺灣的正面貢獻相較,其在臺灣的功過應可評定為是「六四開」。因此,就算完全不提國民黨的正面貢獻,較為公允的說法可以是:「國民黨在臺灣民主與人權發展的過程中犯下諸多的錯誤,應負起責任補償及修正」或是「國民黨在臺灣為了維持政權、發展經濟,較大程度地以犧牲了民主與人權的完全實行為代價」。但要指稱「國民黨『一直』是台灣民主與人權的阻礙」,就顯得背離事實,充其量可以當成選舉動員的政治宣傳,不應作為理性論辯的論述基底。

事實上,國民黨並非一直是臺灣民主與人權發展的阻礙,很多關鍵時刻甚至是助力(制度面甚至意識型態層面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寬容)或沒有選擇成為阻力(想想蔣經國的連串作為),也作出了它的那一份貢獻。舉例來說,在國民黨於民國75年3月29日所舉行的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中,蔣經國以黨主席身份致詞時,就提到將「全面推行民主憲政」及「重建自由化、民主化的中國」(民國75年蔣經國主席於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暨中央評議委員第三次會議致詞(四)桂宏誠,〈選舉與台灣的民主鞏固〉,國家政策基金會。)在此次會議後,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決議,進一步組成了「十二人革新小組」,針對中央民代改選、省市長直選、解除戒嚴等政治改革,研擬了具體方案,這比當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還早了半年。

即便是民進黨成立,國民黨當局也沒有選擇依照戒嚴時期的黨禁法令取締民進黨並逮捕相關人士,而是默許其成立。當然,能夠有這樣的成果,黨外勢力追求完全民主的持續奮鬥是重要原動力,不應也不會予以抹煞。臺灣今日的民主化成果,實有賴於體制內外的執政菁英、社運領袖與全體民眾相輔相成,才能逐步推動。回過頭來,想想日據時期的臺灣同胞、再想想50-80年代生活在共產鐵幕下的中國大陸民眾,各位會發現,至少在同時期,對臺灣人民來說,國民黨其實並不是那麼糟糕的選擇。國民黨如果真有決心要阻礙臺灣的民主與人權發展到底,持續戒嚴並高壓統治,最後的下場不是臺灣動亂、內戰、暴力革命而下台,就是被美國施壓導致政變,不可能有後來民主化的修憲進程與和平的政黨輪替。這是我認為反方所提「國民黨『一直』是台灣民主與人權的阻礙」無法成立的原因。

正反雙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價值,針鋒相對難免偏頗、處理史實也難免帶有情感色彩與有色眼鏡,形成所謂的偏見。反方選擇以轉型正義與人權作為呈現論述的骨幹,這一點反映了反方個人在乎的價值,對此我沒有意見。單方面呈現國民黨在人權領域的弊病,對於探討我們的辯論主軸是否有建設性的幫助,正皓已經提出至少應該正反並列,各位看官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正式開始我的論述之前,對於反方將一些不符事實的謬誤,在此提出一些以客觀資料構成的事實基礎進行質疑與反駁。

反方論述中的五大謬誤

首先,反方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刻意漠視客觀數據所構成的歷史事實,造成論述「真實性」不足。反方提到蔣介石統治時期(1949-1975)的「經濟表現亦乏善可陳」,事實上,這段時期歷經幣制改革(1949)、三七五減租(1949)、公地放領(1951)、耕者有其田(1953)等政策實行,加上美國基於反共立場的經濟援助14.8億美元(1950-1965)。臺灣歷經進口替時期(1953-1959),陸續實施第一期經濟計畫,發展農業、扶植工業,繼而接續出口導向時期(1959-1972),制定了「19點財經改革措施」、公布「獎勵投資條例」吸引外資與鼓勵國內投資(1960)、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而後在楠梓、臺中相繼設立(1966)。在民國52年(1963),臺灣的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並迎來對外貿易首次出超,開始累積外匯。民國61年(1972),工業就業人口超過農業就業人口,臺灣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蔣介石統治時期(1949-1975)有紀錄的經濟成長率(1952-1975)年平均是9.51%;國內生產毛額GDP(名目值)從有記錄開始的民國41年(1952)1,197百萬美元到民國64年(1975)的15,838百萬美元,成長超過12倍;國民所得(名目值,美元)從民國41年(1952)1,192百萬美元到民國64年(1975)的14,169百萬美元,成長10.8倍;平均每人所得(名目值,美元) 民國41年(1952)154美元到民國64年(1975)的881美元,成長將近5倍,打下後來傲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基礎。請反方告訴我,也請各位評評理:這是一句「經濟表現乏善可陳」可以描述的狀況嗎?(請參閱: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年

第二,反方犯下一個非常明顯的錯誤,影響讀者對於反方全文內容「公正性」的信任,那就是「前後標準不一」。請問為何來到李登輝時期,他的執政成績就突然可以採取「功過相抵」的方式看待?為何蔣介石、蔣經國的的執政成績不能夠功過相抵?這邊提出幾項史料(新聞報導及民調數據)佐證:

根據聯合報在2003年1月13日的〈經國先生逝世15周年特別報導〉電話民調顯示:「整體來看,高達八成六民眾肯定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其中有五成二認為非常有貢獻,三成四覺得還算有貢獻,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認為他沒有貢獻。交叉分析顯示,民眾對蔣經國的歷史評價是不分黨派,也跨越族群的。

在不提示選項的情況下,調查也發現,有三成七民眾對蔣經國在經濟建設的成就印象最深刻,比率最高;一成七對他親民愛民的作風記憶猶新;其他印象較為深刻的還有推動民主、經常下鄉、隨和、清廉儉樸、開放探親、勤政、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二成八的人沒有特別印象。」

根據TVBS民調中心:民國96年(2007)9月所做的歷任總統調查:「台灣民眾有 49%認為故總統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最大,其次為李登輝(12%),再其次是蔣中正(9%)及陳水扁(8%),而認為都有貢獻的有 2%,都沒有貢獻的也有 2%,另外 17%表示沒意見。整體評價:民眾對蔣經國評價最高,77%認為對台灣功大於過;陳水扁最低,52%認為過大於功」。

根據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民國96年(2007)12月11日所做的調查報導〈哪位總統對臺灣貢獻最大,蔣經國50%,扁5%與蔣中正相當〉指出:「歷屆總統,誰對台灣的貢獻最大?本報民意調查所得的名次是:一、蔣經國(五十%),二、李登輝(十一%),三、蔣介石(六%),四、陳水扁(五%)。

民調再問:歷屆總統的功過比例如何?答案是:蔣經國,六十五%功大於過,十二%功過相當,三%過大於功;蔣介石,二十九%功大於過,三十%功過相當,九%過大於功;陳水扁,五十四%過大於功,十九%功過相當,五%功大於過。」

以上,非常明顯可以看出,無論是貢獻度、評價甚至功過相抵,蔣經國都得到非常高度的正面評價,過半數甚至六成、七成以上認為他功大於過,甚至就連蔣介石的表現也不算太差。

第三,跟第一個錯誤有點類似,但更加嚴重,這次是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與司法判決,再度令讀者對反方論述的「真實性」與「公正性」加深質疑。請問什麼叫「民主進步黨因陳水扁任內『疑似』涉貪事件」,何來「疑似」?根據網友「露西佛爾的天空之城」所整理的〈陳水扁犯罪案件進度一覽表〉,我們將會知道:陳水扁多項案件被三審定讞判決有罪,面對的是「以上案件合併執行刑期:陳水扁有期徒刑20年、併科罰金2億5千萬元;吳淑珍有期徒刑20年、併科罰金2億元。所有貪污金額6億181萬元沒收。」的刑期。

此外,在今年2月16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登出的〈掌權者,盜款數以百千萬計!〉(They Held Power. They Stole Millions.)」一文當中,將陳水扁排在世界貪腐領袖的第二名。

請問反方,您主張陳水扁「疑似」涉貪,是要挑戰中華民國法院與中華民國法律的威信、紐約時報的公信力,還是臺灣人民的智商?

第四,反方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少將辛旗聯手編寫的去台灣化課綱」,請問可有任何實質證據足以佐證?還是以辛旗一面之詞反方就此採信?為何如此對中國(合理推斷可能也是反方眼中的敵國)將領的信任度如此之高?如果沒有證據,只是再次證明反方的論述內容立基於空虛的臆測之上。

第五,反方提出:「馬英九在執政任期的末端,不顧多數民意,堅持參加一個中國前提下的馬習會,更是完全與人民站在對立面」。然而,根據陸委會去年11月13日公佈對「馬習會」所做的民調:「支持馬習會的民眾超過6成(61.6%),只有26.1%不支持,也有61.6%的民眾認同馬英九總統有向習近平完整的闡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只有23.3%不認同;7成以上民眾支持馬總統提出『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的主張(75.5%)、8成以上民眾支持馬總統明確表達籲陸方理解台灣民眾關切的安全與尊嚴(80.8%);並籲大陸對於台灣國際空間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應秉持相互尊重態度、瞭解台灣民意(85.0%)」。

請問是誰和人民站在對立面?還是反方再一次選擇性忽略,並扭曲事實?

反方之謬誤與臆測眾多,遠不止此五項,由於篇幅關係,僅列出較為明顯的五點。

如果國民黨沒來到台灣......

回到我的論述主軸,要看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團體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影響如何,應該將人事、團體從史實中抽離,配合當時時空環境與所能掌握的史料進行架空歷史的研析。我們可以稍微思考:

如果毛澤東在1927年被國民黨所屬的民團抓獲時即被處死,後來中國共產黨是否還能有效鞏固領導、席捲中國?可能很難。

如果張學良沒有選擇發動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是否就此被剿滅於群山之中?依照當時的戰況來看,機率很大。

如果國民黨的政府體系與軍隊沒有撤退到臺灣,臺灣獨立自決的可能性和被中共解放的可能性哪個比較高?想必是後者,更別說島內還有原本該被國民黨徹底剿滅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如果蔣經國指定的副總統不是李登輝,而是孫運璿、林洋港或其他人,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是否能順利啟動?可能很難,或至少拖後十年以上。

讓我們回到民國38年,如果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沒有來到臺灣….

假設是國民黨贏得國共內戰、統治全中國,臺灣的地位將只會是一個邊陲的新進歸附省份,前期主要發展農業,後期大致發展觀光或軍事,不會有國家格局的主體性、不會有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高速成長。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國史館等世界級的學術機構與文物不會進駐臺灣、全中國的知識文化菁英(自由派的胡適、殷海光、傅斯年;傳統派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各省民眾也不會遷入臺灣,迸發出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的沖擊與融匯。臺灣或將繼續保持與發展自己的文化特色,但可能如楊儒賓教授在《1949禮讚》中的闡述一般,無法脫離閩粵區域文化的高度與格局,政治上難以自主、文化上也難以獨立。

如果是共產黨贏得國共內戰、統治全中國,臺灣成為「社會主義祖國」的一部分,其地位除了同樣維持邊陲以外,在大陸曾發生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導致的經濟、文化與人倫災難將全部在臺灣重演一遍,不知將死傷多少臺灣同胞、毀壞多少傳統文化、消磨多少人性光輝。即便歷經改革開放,野百合學運將遭遇的是坦克及衝鋒槍的血腥鎮壓(這才是正港的血腥鎮壓,請不要濫用這個詞),不會是國民黨改革派的溝通與退讓。今天的臺灣也將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民主選舉權利、上網需要翻牆、事事聽黨指揮的紅色臺灣,這應該不是大家所想要的。

故此,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來到臺灣,固然產生許多苦痛,卻諷刺地似乎是歷史給臺灣的最好結局。我要再度引述楊儒賓教授在《1949禮讚》中所表達的觀點:一九四九年在當時對臺灣來說可能是災難,但拉長歷史時間軸度來看,當年的災難意義反而更加深遠,使臺灣因禍得福。在政治上,臺灣承受了許多硬傷,但也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得以擁有主權與完整的政府治理架構,在彼岸歷經赤禍的同時,相對休養生息,甚至生機勃發。同時在文化上,臺灣歷經三百多年外來政權的殖民更替,也因此有契機開展了新的文化高度與主體性,更成為中華文化的保存地與傳承地。

如果,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沒有來到臺灣,李安將不會是台灣之光,而可能是江西之光、中國之光;侯孝賢可能改講客家話,拍攝的《悲情城市》不在臺灣的九份山城,而取廣東的梅州山村;張忠謀創辦的可能不是台積電,而是浙江積體電路公司;林百里的廣達電腦可能在上世紀90年代即成為中國最大電商集團;郭台銘與徐旭東可能輪流競爭的是中國首富;國畫大師張大千與文學大師林語堂可能不會定居臺北,而是定居北平;鄭愁予可能不會在東華大學與金門大學任教,而是在北京大學與廈門大學;我們也看不到白先勇寫出〈台北人〉這樣經典的作品,也等不到他將崑曲文化在臺灣深耕發揚;我們不可能看見周夢蝶流連在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外擺攤賣書;瓊瑤的影響力將不會以臺灣為基地向海內外傳放;駱以軍的父親當年如果不是國民黨游擊隊,今天我們也看不到他座落於臺灣的書寫;童子賢投資的兩期《他們在島嶼寫作》將會少掉一半以上的作家在這個島嶼寫作,不知將由誰來替補。還有古龍的小李飛刀、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梁實秋的莎學、張曼娟的散文、金士傑的江濱柳….世人憶起他們時,將不會聯想到臺灣。臺灣,如今已經成為華人世界最好的文化品牌與藝文聖地,這是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的無心之功。

「歷史的目的是曲折的,其意義往往超越了個人的意圖。一九四九的意義要在歷史走過一段路頭後,驀然回首,其豐饒的圖像才會透過苦痛的自我否定而顯現出來」──《1949禮讚》。

左右搖擺的民進黨值得信任嗎?

回到前述正反雙方的論辯,我同意正皓的命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在政治光譜的兩端扮演好自己的右、左派角色,即是兩黨最大的價值」,但反方則認為,由於民進黨事實上已經偏右,應該由民進黨來擔任右派政黨,國民黨則毋需承擔任何角色,應該消失。但這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

第一,為什麼不合理?民進黨長期以來以中間偏左的價值為號召,並藉此批評國民黨,以吸引人民的支持,與人民之間有某種價值上的信任關係與政治上的契約關係。許多人民投票給民進黨,是為了讓民進黨實現這些公平正義的左派價值。然而誠如反方自己所列舉:「民進黨政府在能源的抉擇立場,口頭上雖說要非核家園,但扁政府時期宣布核四續建,而蔡政府又企圖讓核一廠延役」、「近日的居住正義議題(旗山大溝頂老街、南鐵東移案)乃至於勞工休假,民主進步黨都表現出將經濟利益置於第一優先的施政態度」,種種背棄選民託付的表現,不要談代表左右光譜的政黨,連做「合格的政黨」都不夠資格。打著左燈向右轉,上台前欺騙選票、上台後政策反反覆覆,這樣的政黨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都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反觀國民黨,至少在蔣介石執政掌權後始終堅定貫徹右派價值,也做出該有的經濟績效。同時,國民黨並未完全忽略社會民情的趨勢。馬政府執政時期為回應民瘼,也推出多項具有偏左及扶弱色彩的政策(打房、奢侈稅、証交稅、放寬低收入戶認定、修訂勞工三法等),其中一些政策雖因遭遇利益團體反彈或成效不如預期而未達初衷,至少也證明國民黨並非無法察覺民情,也有能力和臺灣人民站在一起。再者,特別限定某個政黨不能參政,是否違反民主價值?又是否忽略該政黨支持者的權益?

第二, 為什麼不可能?民進黨近兩年的選舉大勝,輿論與政治圈有諸多探討,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原因在於藍營,尤其是國民黨自身價值混亂、內部鬥爭,導致影響執政績效與支持者的向心力,讓團結的民進黨打敗了分裂的國民黨。許多選民是基於更討厭國民黨,才投給沒那麼討厭的民進黨,或是藍營的其他政黨(如親民黨),而非高度喜歡、認同民進黨。這從民進黨的總統得票率以及近兩個月來蔡總統的不滿意度迅速飆升都可以看出來。右派的民眾原本許多就不認同民進黨,左派的支持者也對民進黨執政後翻臉如翻書的表現感到失望。藍營的基本盤雖然減少、分裂,但依舊存在,也由於尚未出現能夠承接國民黨基本立場的其他強力政黨,這些藍營不會因此轉投他黨,只是需要團結、整理與鞏固。因此短時間內,國民黨雖然氣虛,但遠不到崩潰消失的程度。

同時,反方認為,國民黨有「歷史包袱與前科」,沒有資格擔任臺灣的右派政黨,應該遭到清算與除垢。我想在這裡請教反方,如何清算?如何除垢?要處理到什麼程度才算?誰能決定?要能夠具體回答這些問題,反方的主張才有意義。如果具體一點舉例,是指「黨產」的部分,我支持能夠證明是不公不義不正當取得的,該還就還,該處分就處分,這一點各方都有共識。但民進黨立法的內容,是否有違憲違法或不合理之處,國民黨也會透過法律訴訟程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用有爭議的手段、清算復仇的態度執行所謂的「轉型正義」,是否會引起藍營民眾更加抵制、反感而團結,甚至導致臺灣社會與國內外的普遍質疑?歷史也會給出評價,這些也都是民進黨需要承擔的風險,弄不好將反噬己身。

反方也認為,正方提出的改革方向無法落實,是由於國民黨高層的不願配合,而沒有實現的可能。然而,觀諸歷史,國民黨可以戒嚴,但也可以解嚴;可以專權執政,也可以接受政黨輪替,在在顯示國民黨是具有反省意願與能力的政黨。如果反方有查閱完整的新聞與相關資料,會瞭解現今國民黨高層對處理黨產的態度並不是完全鐵板一塊,而立院黨團的立委們也有自己的看法。國民黨如今早已是民主政黨,會定期依據黨章及相關規範進行黨中央及黨代表的改選與甄補,這些都是動態形成價值、共識與政策路線的過程,沒有什麼政策及執行手段會是永遠鐵板一塊。反方以現時黨中央的態度否定未來國民黨持其他政策路線與執行方法的可能,顯然並不理智,也不現實。

小結

第一,如果反方所說「中國國民黨顯然是個未經除垢的威權政黨」此命題為真,那就不可能有這場公開辯論與價值對話。依照反方的描述,這個未經除垢的威權政黨應該不給反方說話的機會,動用特務未經搜索票就將反方綁走、強迫噤聲、關押在黑牢當中審問,家人只能得到警察局以「失蹤」結案。但反方現在好端端的與這個「未經除垢的威權政黨」的正方代表公開言詞交鋒,而不必擔心受到任何報復。顯然這個命題的內容不是那麼有說服力。

第二,觀諸國民黨的歷史貢獻,明顯有功也有過,不能單方面地以有過無功,甚至過大於功來表述,各方看法也多有歧異與不同價值解釋。諸多正方提出的資料顯示,反方的論述基礎存在多項謬誤與臆測,並無法支撐其論述之正當性、真實性與公正性,因此反方無法提出具有壓倒性說服力的有效證據,以證明國民黨存在臺灣是弊大於利。

第三,反方也承認民進黨第一次與此次上台執政後有背棄價值與政策路線的現象,加諸國人兩個月來看到蔡政府誤射雄三飛彈、對日立場軟弱、懲罰護島漁民、行政院發言人拒絕媒體、駐星代表酒駕、軍人尊嚴盡失、桃園機場淹水、立委赴日遊玩公私不分、新南向政策碰壁、兩岸關係停滯惡化、勞工政策轉彎、親綠人馬酬庸升官、搞政治追殺比處理民生治國優先等種種荒腔走板的執政作為,民眾的不滿已經反映在民調支持率快速下降、不滿意度持續上升等數據變化上。一個溫和、穩健、有執政經驗與人才、可以妥善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的政黨,顯然有很大的存在必要,也有義務成為臺灣人民的選項。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有存在於臺灣的價值,更顯然是利大於弊。

第四,正反雙方對於「臺灣社會需要兩大黨分守左右價值,以穩定臺灣社會」一事應有基本共識,加上民進黨執政後背棄中間偏左價值,雖無右派實踐經驗與價值傳統,卻執意向右派路線靠攏,已經引發民進黨本身與臺灣長遠發展的價值路線危機。提出嶄新主張為臺灣突破僵局,是負責任政黨應有的作為。國民黨應趁機重新回到創黨初衷的民生主義,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宗旨(引自《三民主義》原文),將民進黨丟棄的價值及議題拾起,從部分無太大社會分歧的左派價值議題如居住正義、青年參政、勞工權益等著手,摸索實踐左派政策路線的可能(國民黨青年團目前刻正積極接觸及參與各地社運、抗爭活動)。在鞏固原有基本盤的同時,透過價值重塑擴大支持群眾與在野盟友,贏取信任與再起的機會,向臺灣社會證明「國民黨存在臺灣利大於弊」不只是空泛論述與承諾,而是具品格、肯反省、有能力、經驗足的中國國民黨過去曾經為臺灣鄉親們實踐,未來也將繼續與臺灣人民一同努力達成的現實!

全文展開

中國國民黨應該徹底的消失在台灣

辯論來到了尾聲,看完正方九千餘字的三辯稿,有種總算遇到正藍旗的感覺。先前一二辯的正皓極力想擺脫中國國民黨保守反動的形象,企圖形塑出一個不存在於現實的理想化國民黨,相比一二辯的改革派立場,三辯的立場明顯回到傳統國民黨思維,且三辯的立論主軸也與目前洪秀柱掌政的中國國民黨較為相似。雖說在正規辯論場上的規矩不允許立場變動,但身無反方也樂見於跟較為傳統的中國國民黨青年有個對話空間。

而在我方結辯稿的篇幅上,不可能會有跟正方結辯稿同等的字數跟變動立場,畢竟正方由兩位立場不甚相似的成員組成,反方只有一人,且正方需要就同陣營的信念價值加以釐清跟拋出頗為相異的主張,反方相形之下比較單純,特此先跟讀者解釋。

偏誤的民調無法做為論證的基石

首先,我們看到正方三辯的林家興拋出大量的民調數字與統計數據企圖將這場辯論拖入資料戰中,反方並不反對正方的戰術考量,但在一二辯稿中未能早些呈現,讓人稍微感到遺憾。但辯論場上雙方互相援引對彼此有利的數字作為立論的佐證實屬常態,而在政治上的統計或民調數字多半跟單位屬性或是單位的政治立場高度相關,因此單就數字上的引用常常會讓討論掉入黑洞中找不到出口,在此先舉例正方所引用2015年馬政府執政時期陸委會對於馬習會所做出的民調與學術單位所做出民調的差異:根據正方所言,在陸委會的民調中,支持馬習會的民眾超過六成,僅有不到三成的民眾反對,但在同年新頭殼11月4日的報導,陸委會對於民調的根據以及施行辦法卻是選擇不公開(註1),反方實在無法理解正方為何要引用一份連如何取樣的方式都不透明的官方民調來佐證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且我們根據新台灣智庫的民調來看,就馬英九在「馬習會」談話和表現而言,22.2%認為能夠代表受訪者其意見或立場,56.2%認為馬總統不能代表,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馬英九無法代表台灣的立場。

而對於馬習會中,中國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能否捍衛國家主權,民調是這麼顯示的:本次「馬習會」而言,30.2%民眾認為馬總統做到捍衛我們國家的主權與尊嚴,52.7%認為沒做到。同樣是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中國國民黨籍的總統,無法在這場充滿爭議與民間反彈的對談中捍衛國家主權。(註2),而新台灣智庫的民調是有公布施行細節與執行方式,相較於正方掏出的陸委會黑箱民調數字,試問哪方的可信度較高?

在此因為是結辯稿,正方無法就我方的回應再做辯駁,就反方的立場而言,實在不願意只是用堆數據的方式進行最後的結辯,但因為正方三辯非常鍾情於民調,所以前一段引用民調數字來做個簡單回應。

時空背景不能是卸責的藉口

我想,在這場討論中,大致可以界定為雙方對於人權與民主相對於經濟發展何者為上位價值的討論。正方兩位代表的立場,基本上都同意反方所提出『中國國民黨戕害人權與民主』的客觀事實,但正方首先是提出時空背景的解釋:正方抱持著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的方式,來看待威權時代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迫害。我們看到兩位中國國民黨的代表都十分畏懼台灣被中國共產黨赤化,於是乎他們將中國國民黨的惡行解讀為『缺失』。正方的認知中,當初風聲鶴唳的環境只是為了避免共產黨勢力的入侵,對國民黨而言,威權時代是攸關國族存亡與政治統治基礎的關鍵時機。

對此,反方提出以下幾點來嚴正反駁中國國民黨試圖淡化罪責的行徑。

首先,世界在1950~1980年代,因為美蘇雙方冷戰的情勢,的確美方有採取扶植特定政權來延緩共產主義蔓延的趨勢。從韓國、越南到台灣,從大韓民國的朴正熙、南越的吳廷琰到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蔣介石,皆可看出這些獨裁者背後的支持者是來自美國,但參與反共能否作為極權統治的藉口,我想從普世價值與歷史的經驗中皆顯示:打著反共的旗幟行迫害人權之實,終將難逃青史的審判。且美國曾經一度對於蔣介石的殘酷統治手法與中國國民黨的貪污感到困擾,想拔擢較為開放的孫立人取代蔣氏一族,只是孫立人被蔣家軟禁而作罷。台灣在大時代中作為抗衡共產主義中的角色,只是歷史的必然,倘若當初中華民國流亡政權沒有佔領台灣,台灣也許能及早建立更好的民主國家以對抗共產主義的蔓延。

其次,中國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以『懲制匪諜』名義所屠殺的民眾,確切為中國派出的特工比例有多少?據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報導,1949年前後中共共派出1500餘名特工進入臺灣,被中華民國軍事法庭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但根據中華民國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無辜被害者約14萬人。這還只是粗略估算的官方數字,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只採記官方數字,也可看出中國國民黨真正揪出的匪諜比例甚至不及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態度就像其爪牙柯遠芬所言:「寧可枉殺九十九個,衹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些數字都不是正方兩位中國國民黨青年幾句歷史錯誤可以輕描淡寫帶過的。

第三,正方不斷強調不能忽視中國國民黨在經濟建設上的表現,對此反方在二辯稿中早已強調,不能只從經濟數字來看待威權政黨的作為,否則按照正方邏輯,有經濟建設就能相抵人權與民主的迫害,那麼二位中國國民黨青年才俊應該立即前往德國協助洗刷西方各國對於納粹黨的污名化才是。正方對於經濟建設與民主人權的價值選擇,反方感到非常遺憾與錯愕,成天強調已經轉型為民主政黨的中國國民黨,非但想逃避轉型正義的清算,在思想上還是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我們還需要討論中國國民黨的利弊之分嗎?一個連是非認知都錯亂的政黨,連討論利弊的價值不存在。

最後,在正方三辯中,不斷強調中國國民黨將民主制度帶來台灣,而我們仔細看正方所謂的『民主制度』,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只能執行地方選舉,中央級民意代表皆是中國國民黨從中國帶至台灣,萬年的國大代表與立委,還要歷經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抗爭,迫於現實壓力才被迫改選。如果我們參照中國現行的地方選舉架構,會發現國共兩黨口中所謂的『民主』根本同出一脈,地方選舉只是做樣子,離真正的民主簡直是萬里之遙。中國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當年還曾經大力反對總統直選,試問這就是正方所謂的『民主精神』嗎?台灣人民之所以能夠突破威權的框架,是許多不甘為奴的民主前輩用無數生命與血汗所拚搏而來,中國國民黨的統治者在抵擋不住民意的浪潮只能選擇退讓,而正方竟然企圖將功勞攬至國民黨身上,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我們能夠因為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導致中國國民黨無法簽訂服貿就直接解讀成『中國國民黨退回服貿』嗎?正方在此點的認知明顯與基本邏輯有著極大落差。

正方三辯中還強調,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轉型,恐怕反方連此對話空間都沒有,這讓人想起宋楚瑜在總統大選開過的惡毒玩笑如出一轍,宋楚瑜當時對著競選團隊說出:『若戒嚴時,我斃了你們!』這豈不正好是正方心態最好的寫照?請中國國民黨的代表弄清楚一件事,我們能在這對話是因為台灣經歷多次大量的抗爭與民主運動的努力,我們才有今日的對話空間,這是中國國民黨抵擋不住才被迫打開的缺口,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施捨給台灣人民的恩賜。正方還企圖勾勒出一個沒有中國國民黨的台灣,認為沒有國民黨就不會有錢穆、李安等人,對此荒唐的推論,我想請正方試想:若是中國國民黨沒有來台灣,那麼呂赫若、陳澄波等人的文學藝術成就難道會嘎然而止?

討論虛構的假設問題,只會讓議題更加模糊與超現實。正方難道以為缺乏中國的文化藝術,台灣自行發展的文明就會比較低劣嗎?正方這種中國文化霸權的心態在三辯提出此論點時表露無遺。

結語:

最後我想與各位讀者分享一個觀點,如果今天有一位連續殺人犯,在連續犯案50年後才停止作案,並且沒有接受過任何懲罰,我們會因為他今時今日停止犯案就認為一切皆可煙消雲散一筆勾銷嗎?同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犯下的許多滔天的罪刑,台灣人民是否見過有任何一位中國國民黨人士因此受罰或是主動接受懲罰?若是社會對於鄭捷、王景玉等人的犯行感到深惡痛絕,我們怎可對中國國民黨的作為視而不見?歷史在評論殺人犯的時候,會去統計殺人犯曾經繳過多少稅來裁量殺人犯的刑責嗎?當中國國民黨還想用經濟數字來相比所殺害的人命稱斤論兩的同時,我看不見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應有的價值。最後,反方再次強調,中國國民黨對於台灣不僅弊大於利,中國國民黨應該徹底的消失在台灣。

全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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